我与文学三十年.docxVIP

我与文学三十年 我与文学三十年 见证文坛盛事 　　记得2021年12月，我和作家邵丽到长沙参加一个“新媒体时代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论坛活动，对关于文学期刊发展的问题，也应会议要求做了一个发言。因所赴的长沙，正是当年的文学盛地，也恰是多年前我初涉文坛，曾多次来组稿和开会的地方，故而触动了我太多情感的东西，在发言中便谈到了那些年在长沙见证文坛盛事的经历。发言之后，下面即刻就有年轻一些的期刊主编感慨说，没想到，这也是一个老文坛了啊。 　　的确，1984年5月，因对文学的喜爱，我调进《莽原》杂志社做编辑。当时，我们同是学中文专业的几个同学，都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一个叫做“三号楼”的机关大楼，那栋楼集中了省直重要经济行政部门。然而，两三年之内，我们都相继离开了那栋大楼，调入了和中文专业更近，离文学更近的杂志社、电台和出版社。多年之间，从那栋楼里走出不少厅级和省级干部，以至于多年之后，其中的一位省长朋友谈及此事，还半认真半玩笑地说，若你们几个不出来，那也将是怎样的。当然，这也该视作玩笑话。但也和正题相关。那时候，全民差不多都是文学爱好者，就像在九十年代初期，商业大潮初起，整个社会经济热，人们都很耳熟的话是，从天上掉下一块儿石头，也会砸住一个经理的，我们几个的易职，也都和文学相关。 　　1984年的10月，天津百花出版社以社长郑法清先生带队，率《小说月报》一干人，到长沙张家界开全国文学期刊编审会。那时候的选刊，也都刚起步，对众原发刊物，有着足够的尊重。开此会，既有笼络原发刊物之意，也是在聚全国的文坛之气。我是一刚入行的小编，本没资格参加，但当时的主编何秋生老师要我来参会，即是想要我介入组稿的工作。因当时的长沙太牛气，第一届茅盾文学奖湖南就有莫应丰、古华两位，而之前因发了中篇小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迅速成名，并获全国优秀小说奖的叶蔚林，也在长沙；还有因《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连获两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韩少功，以及因《白色鸟》刚获了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何立伟，也都是长沙作家。 　　那时，年轻不更事，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在会间，上下翩飞，跟一个个仰慕着的作家激情满怀地约稿。会议十分热闹，一方面几乎全国所有的文学期刊都来参会，同时聚来了湖南以及全国其他省份的知名作家，还有当地众多的文学爱好者。宾馆里人进人出，不少房间都有几个编辑和一大帮作者在聚谈着。那时候，阿城的《棋王》刚在《上海文学》发表，还没大热，但已在文坛内被热议着，一起参会的《上海文学》编辑肖元敏，她刚责编了那篇稿子，来拜访的当地作者，眼睛放亮地看着肖元敏谈《棋王》。 　　文坛盛事多，各期刊的文学笔会，也是不断聚在全国各大名胜之地。文学期刊的编辑们，就跟后来热闹起来的记者们一样，在全国各个文学会议间穿梭。作为编辑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组稿。1986年初春，负责两广两湖稿件的我，再次来到了长沙组稿。其时，既是想要拜见湖南的几位重量级作家，也还想见一下刚因短篇小说《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以非常独特的超现笔法引起文坛极大关注的残雪。而同时对当年长沙的刊物《创作》前身《新创作》中的编辑，像贺梦凡、张新奇、田舒强，包括与他们齐名的骆晓戈等，以及当年因韩少功曾在工会刊物《主人翁》工作，在那里的编辑们，也都是我耳熟能详并想要去拜见的对象。不料想，却因感冒突发心肌炎，被其时接待我的还在《芙蓉》做编辑的蒋子丹，费心安排，由湖南美术出版社一个副社长护送我回郑。 　　两湖两广频繁地组约稿，曾见到一大批作家和作者朋友。记得1984年12月，从广州一路组稿到深圳，在广州的广东作协见到了因短篇小说《我应该怎么办》获全国优秀小说奖的作家陈国凯，未见到几度获了全国优秀小说奖并有中篇小说《南方的岸》被广泛传阅的作家孔捷生，但又见到了以写粤地文化见长的作家廖琪，而由刚从《花城》离职的我的大学同学介绍，见了年轻的李兰妮。告别了热情的《花城》杂志社同行们，当听说那时因一篇《桔红色的校徽》而走红了文坛，现在已是香港作家的黄虹坚女士，正在蛇口工业区任职体验生活，就又跑到了蛇口工业区办公室去拜见她。当走出她的办公室，乍然见到了夕阳下，有一整面的在内地还尚未见到的高大宽阔的玻璃幕墙，映着强烈的夕辉，背衬大海，那一种壮阔和炽烈的燃烧，让人一下激情澎湃，对文学和生活充满了憧憬。其时的文学，一如那次在深圳中英街。偶遇的哈尔滨一个杂志的摄影记者，一起猛购改革开放初期才刚能见到的美国正宗可口可乐，也一如在深圳蛇口工业区展区，才刚能亲手触摸到的香港的摩登时装，正新鲜而热辣地红火着。 　　我们杂志自己办的笔会，也频繁不断。省文联当年在鸡公山租有一个八号别墅，常年有作家和杂志社在七八月暑期，在那里避暑写作或开笔会。记得1985年暑期的一个笔会，聚来了省内外一批知名作家，白天或在各房写作，或一起交流谈文学，晚间则在别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