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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日本对外战争中的民众 近代以来日本对外战争中的民众 近代以来日本对外战争中的民众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崔世广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效仿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奉行弱肉强食的对外扩张主义，依靠军事手段攫取了巨大利益。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由侵占中国东北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再到挑起太平洋战争，一步步陷入战争的深渊。日本民众在民族文化负面因素浸润下，在政府“皇国史观”欺骗和强制下，成为对外侵略战争的积极参与者和牺牲品。 忠良“臣民”效忠天皇 日本军国主义要发动和维持长期战争，如果得不到大多数民众支持是难以想象的。为了将民众纳入侵略战争体制，日本统治阶级的惯用手段是利用天皇的权威，将民众造就成效忠天皇的忠良“臣民”。 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阶级大力树立天皇的权威，为国内政治统治和对外侵略服务。日本政府相继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敕谕》《教育敕语》，宣扬天皇统率军队乃日本的“国体”，要求日本国民“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1889年，日本公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以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至此，确立了天皇在近代日本政治生活中的绝对权威，为在天皇名义下统治国民和对外战争奠定了基础。 为了将全体国民纳入军国主义轨道，日本统治者将传统的家族制度与天皇制结合，创造了极具欺骗性的军国主义的国家理论。这种理论运用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原理，将天皇与国民的关系比作本家与分家的同族关系，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比拟为家族父子的关系，主张实现作为总家长的天皇对全体国民的家长式统治。 1937年，文部省刊行《国体的本义》，强调日本是“一大家族国家”，“忠是以天皇为中心，绝对随顺天皇之道”。各种各样的国家主义运动和法西斯主义运动，也是打着天皇制和家族国家观的旗号展开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大川周明就主张，人民和天皇构成日本民族有机体发展的两个要素，其中天皇是中心，天皇家是民族的嫡系，是全体人民的生命之源，人民的责任则是对天皇尽忠尽孝。 如果国与家等同，忠与孝也就等同起来。由于天皇是全体国民的总本家与家长，国民是天皇的分家与子孙，家长的权力与天皇制的统治就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民应像侍奉父母那样服从天皇制国家的统治。忠君即爱国，爱国即忠君，且爱国必须忠君，这是全体国民的最高行动准则。在这种国家观念支配下，要求人民抛弃个人利益，抛弃私欲，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天皇和国家。 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正是利用这种天皇观念和家族国家观念，愚弄和操纵国民，畅通无阻地推行战争和对外侵略政策。二战期间，天皇更是成为国民绝对忠诚的对象。由于对外侵略战争都是以天皇的名义进行，长期教育灌输和洗脑的结果使民众觉得为天皇献身是无上光荣的事情，不少士兵都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发起自杀式攻击。 严密控制民众言行 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使民众成为战争的工具，对民众进行了严密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控制。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后，军部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导权，凡是批判军部的必然遭到严厉镇压。到法西斯体制建立后，统治者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残酷镇压，甚至连自由主义者也大加讨伐。1938年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后，日本政府加强了对新闻、宣传机构的控制，凡是不利于战争的就会被取缔，民众完全失去了言论自由。 随着侵略战争的长期化，把国民动员到战争之中的体制也渐渐强化起来，其中发挥决定作用的是地域住民的基层组织——町内会、部落会、邻组。1940年9月，内务省发布《部落会町内会等整备要纲》，要求在村落组织部落会，在市镇组织町内会，在部落会和町内会之下设置10户左右为一单位的邻保班（城市多叫邻组，农村多叫五人组），全体住户必须加入这些组织。同年12月，部落会町内会的设置率达到96%，邻组的设置率也达到91%。 随着军事统制的加强，部落会、町内会、邻组不仅承担国家政策的宣传渗透、思想动员，还承担生活必需品配给、储蓄与公债额分配、金属回收、防空活动、纳税监督和奖励、后方支援、与区域内各种团体联络等广泛业务。由于町内会、部落会的强制统一设置本身就是为了强化对国民的统制、把国民纳入协助战争的轨道，伴随着战局进展，其作用也就越来越受到重视。 1942年后，作为社会的最末端机关，町内会、部落会、邻组被纳入大政翼赞会领导之下，同时作为行政辅助机关，成了国民统治的重要工具。在国民精神总动员地方本部统制下，部落会、町内会为实现侵略战争政策服务，成为强制推行国民动员、征购粮食、分摊公债、配给物资和防空演习等的机构。在当时的状态下，国民离开了邻组、町内会和部落会就不能生活，如果不参加邻组的活动和集会，就会被视为“非国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