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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摊丁入地中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清代摊丁入地中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中国农史 2021年03期 [中图分类号]S-09；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1)04-0045-09 清代“摊丁入地”是经济史上的重要事件，丁银摊入地亩田赋，不仅意味着税赋的简化，而且标志着自然人从此以后不再作为纳税客体。以往关于摊丁入地的研究成果很多，大多侧重于这一改革在制度上的衍变历程和取消按丁征银对社会的进步意义，而对于不同的摊丁入地方式带来的不同结果，以及当时官僚集团内部和不同阶层民众对于摊丁入地改革的具体应对态度，相关的考察并不多见。①而这些，恰恰是摊丁入地过程的重要环节。清代中叶的摊丁入地，总体上减轻无地少地百姓的负担，同时减轻基层征缴丁银的压力，得到基层官吏和广大百姓的支持拥护，其施行是顺利的，成功的，然而在局部地区，摊丁入地却引发了社会不满，甚至成为触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摊丁入地引起的社会不满，南北方各地的缘由各有不同，北方省份主要是源自有产阶层(尤其是士绅)的大力抵制，而南方省份除了士绅阶层的抵制外，某些地区则是由于摊派方式不当，增加了部分百姓的负担而引发普遍反对。评价“摊丁入地”的成败，不仅要着眼“摊不摊”的问题，还须关注“如何摊”的问题，方能获得全面客观的研究结果。 雍正年间，浙江和湖北两省因摊丁入地均发生了社会群体性事件，其中湖北为此还引发总督和巡抚的论争，情节耐人寻味。笔者拟从史料，尤其是档案资料着手，关注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对于摊丁入地的不同态度，阐述分析局部地区因摊丁入地引发的社会冲突乃至群体性事件，从而全面地看待摊丁入地问题。 一、浙江的摊丁入地 (一)浙江早期的摊丁入地与官绅抵制 浙江早在明代晚期和清初，就有许多县份试行“照粮起丁”或“照田地起丁”，颇受百姓欢迎。然而，将丁银转移到土地上，增加了丁少地多的大中土地所有者的负担，自然引发这一阶层的强烈不满，尤其是一部分士绅，本出身富裕多产的家庭，且往往在获得功名后滥用特权，通过包揽诡寄等不法手段将亲族的地产纳入名下，成为田连阡陌的地主，从而也是摊丁入地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利用其在乡土的政治威信和舆论影响，竭力反对摊丁入地。如康熙中期，宁波府鄞县筹划将丁粮并入田税时，士绅仇兆鳌带头反对，“言：‘杨炎两税已合租庸为一，后世又加口率之赋，今又并丁于田，后来得无别增力役以病民乎？’是时无田之民利于更法，群聚兆鳌宅，毁其外墙，而持议不少变。”②该县的这一计划终究胎死腹中。 州县推行摊丁入地，不仅要顶住士绅的抵制，也必须面对部分上级官员的反对。康熙四十年任浙江布政使，次年升任浙江巡抚的赵申乔，坚持反对摊丁入地，其《丁粮不宜从田起赋详》中写道：“浙省近来各州县竟不从人起丁，而从田起丁。人不纳丁，则户多脱漏，田复有丁，则赋多加派，虽或便于顽民，实有悖于国法，更不知其将来造册老壮之姓名果否一无虚捏。倘欲按籍而稽之，恐亦不能尽举亡是公以对矣。虽曰相沿已久，一时难反，然而从田从粮在各州县因循调剂，或可不问，若更欲随同附和，则实非本司之所敢妄参末议也。”③赵申乔反对摊丁入地的理由主要在于，照田粮起丁与清廷制定的人丁编审规则不符，且丁银与具体人丁脱钩，将影响到户籍造册的准确性。赵申乔的论断，单纯从法律层面与户籍管理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完全没有考虑到无地贫民的负担与基层丁银征缴的烦扰。且浙江的许多州县改行照田粮起丁已非一日，官民两便，无法重走回头路，赵申乔也深知这一点，便本着“往事不可谏，来事犹可追”的精神，旨在阻止新的摊丁入地行为。当时，“宁波黠民倡照地摊丁之说，与巨室相持，申乔草片檄谕之，无敢哗者”。④但赵申乔在任时间不长，其调离之后，不断有新的州县改行照田粮起丁的措施，到康熙末年，浙江77个县份中，27个县份“照粮起丁”，22个州县“照田起丁”，两者占到总数的近2/3。⑤ 值得注意的是，丁银在总的地丁钱粮税收中所占比例较低的州县，在康熙末年大都已完成摊丁入地，而仍旧沿用照人起丁方式的县份，丁银在地丁税收中所占比例往往较高。如表1所示的杭州府情况，仁和、钱塘、临安这三个照人起丁的县份，丁银米占地丁钱粮的比重恰为该府前三位。仁和、钱塘二县，尽管是省会所在，人口稠密，经济繁荣，但由于长期以来丁银在税收中比例高，负担重，加上与前述鄞县类似，士绅地主汇集，势力庞大，造成摊丁入地阻力多，难度大，因此始终未能实行，待到雍正年间全省推广摊丁入地时，终究触发了严重的风波。 (二)雍正年间浙江全省的摊丁入地与社会反响 浙江摊丁入地的成功，是巡抚李卫多方促成的。李卫于雍正三年十月接任浙江巡抚，在此之前，巡抚法海已开始筹划全省的摊丁入地。田多丁少的士绅和富裕地主由于税负加重，对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