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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比较诗学 叶嘉莹比较诗学 试论叶嘉莹中西比较诗学 内容提要 著名加拿大籍华人女学者叶嘉莹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和研究，著作丰硕，阐发问题精微深刻，见解新颖独到。但目前大陆学术界对叶先生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的探讨并不多，从比较诗学角度探讨的就更少了。事实上，在中西比较诗学方面，叶先生不仅有大量的批评实践，也提出了一些理论主张。本文将叶先生关于中西比较诗学方面的观点大致总结为三个方面，并认为这些观点有其特点、价值，对当前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新诗学体系的建立、中国诗学走向世界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著名加拿大籍华人女学者叶嘉莹先生多年来不懈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和研究，著作丰硕，阐发问题精微深刻，见解新颖独到。但目前大陆学术界对叶先生之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探讨并不多，从比较诗学角度对之进行评论的就更少了。据笔者所查，目前还没有专论叶嘉莹先生在比较诗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的文章。祝晓风在《中西融会的现代词学观———评叶嘉莹先生的两种词学近著》一文中，有一部分论及叶嘉莹先生在中西文论沟通方面的批评实践，但对叶先生在 比较诗学方面的理论并无涉及。叶先生研习中国古典诗词，有着较自觉的比较意识，很早就具有一种跨文化的学术视野，她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就已引用西方理论对中国古代文学文本及文论予以解析和观照，发掘、揭示中国古典诗词之生生不已的兴发感动之力量。笔者认为，叶先生的研究成果，对探索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在世界文化中地位的确立有积极意义。本文试对叶嘉莹先生关于中西比较诗学方面的理论观点做一初步探讨，以期有裨于学术界对叶嘉莹先生学术理论体系之研究。 叶嘉莹先生少承家学，从小酷爱诵读古书，写诗填词。入辅仁大学后，师从顾随，学习古诗、词、曲学，受中国旧文化传统的熏陶、滋养甚深，有着浑厚的国学根基。1948年到台湾，一直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初期，台湾的一些刊物陆续翻译、介绍了欧美现代派及新批评的理论，学坛便出现了一股“现代风”潮流。叶先生受此风潮影响，在她的一些文章如《一组易懂而难解的好诗》、《燕台四首》、《李义山〈海上谣〉》等都采用了一些西方的理论分析中国古典诗词，自此开始了比较文学的批评实践。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初，台湾以现代西方理论评析古典诗词盛极一时，但在具体运用西方理论方面，学术界存在着一些弊病，许多年轻学者，在以西方理论、新方法评说中国古典诗词时，“引用新理论之心太切”，“对旧诗传统太生疏”，“思想之模式过分西化”， [1]所以常常出现误解、误读的现象。叶先生对此颇为担忧，她对中国传统诗学的逐渐消亡、中国文论未来发展前途怀有强烈的危机感和深深的焦虑感。这种对中国古典文学传承的使命感，使她一直在思索中国诗学的发展及如何走向世界、中西方诗学如何对话与交流等问题。 自60年代末出国，叶先生游历西欧、北美、日本，定居于加拿大，在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翻译等课程。处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中，叶先生对诠释学、读者反应论和接受理论、现象学等西方的文学理论，也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她给非中国文化背景的学生教授中国古典诗词时，必须以学生所能理解的方式来讲解 作品，因此，叶先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授课方式，即将中国传统的评说方式与西方文学理论结合起来阐发中国古典诗词的意蕴，深受学生的喜爱。叶先生曾说：西方人学中国古典文学，说起来就像东方人读莎士比亚，但更有隔膜。西方人对于诗歌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很多种方式，但他们体会的意境不够，理论却很严格。[2]西方一些研究者因对中国古文学传统缺乏深入的了解，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评说往往出现误解和曲解的现象。如何将中国古典诗词、文论丰富的意蕴在当代的语境下予以完满的阐释，如何使中国古典文学、文论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文学的魅力，确立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学术背景，使叶先生能够从跨文化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寻找合适的途径。叶先生在哈佛大学作《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的课题时，从中国传统诗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出发，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欲要建立理论体系，必有外来之刺激的观点。 “文革”后不久，叶先生回国访问、作科研工作，到各高校作讲学，为国内词学批评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此后，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学术界遂涌现出一种向西方学习的热潮。西方理论一涌而入，引用西方理论术语、概念已成为时尚，传统理论的光辉大有被淹没的趋势。叶先生对此现象亦忧亦喜，“忧的是古典诗歌的传承，在此一代青年中已形成了一种很大的危机；而喜的则是他们的态度也正好提醒了我们对古典的教学和研读都不应该再因循固步，而面临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