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知命不断完善.docxVIP

乐天知命不断完善 乐天知命不断完善 常有人问，“什么是特级？”我总是笑嘻嘻地回答：“‘特级’，就是特别着急干活。”这是玩笑话，也是我十几年“特级生涯”的真实写照。当年北京市政府评选特级教师的比例是千分之一，当我有幸成为这“凤毛麟角”时，便得到了很多人的高看。于是，所有与教学相关的事务都理所当然地“找到”了头上，自然不能不“特别着急干活”了。　　我不希望人们说到特级教师时，眼前就呈现出一个抛弃家庭、舍弃亲情的工作狂、“劳动模范”，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名普通教师真实的工作状态和成长经历，让我们在正常的生活中，领悟生活，研讨教育，享受快乐。　　在犹豫彷徨中缓慢起步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我，与万方多难的民族一同经历了悲喜交加、先风雨后彩虹的行进历程。1975年春，我高中毕业，“听从学校安排”来到北京平谷县熊耳寨村插队。两年后被选拔到北京市公安学校学习，经过几个月的专业培训，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做了一名侦查员。后来，为了圆自己的大学梦，参加了1978年的全国统一高考，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做高中语文教师，至今教龄刚好满30年。　　清楚地记得，上的第一节课是翦伯赞的《内蒙访古》。当学生朗读课文读到“苑囿”一词时，把“苑”读成了“yuán”；我立即纠正说读“yuàn”。学生一下炸了锅：“读yuān，真的读yuān”此时，坐在后面听课的教研组长和教务主任都用眼睛示意我：学生的说法是正确的。其实这本不是个问题，查一下字典完全可以解决，但是当时谁也没带字典。下课后，教研组长特别强调说，“咱们学校附近的‘西苑’，大家都念作‘xīyuān’，那还有个中医医院”。这时我告诉他，昨晚确实查过字典了，就是读“yuàn”。隔了两天，教研组长告诉我说“你是对的，看来以后不能单凭经验了”。这件事给了我两点启发，第一，语文课上必须让学生准备字典，并养成随时翻看的习惯。第二，做事要实事求是，对的坚持，错了改正，不必顾及面子。后来在教学中，如果不慎出现了错误，我总是公开承认“……地方我讲错了，应该是……大家重新记忆一下”。这种不求保全自我形象，只为求得真知的治学态度，也影响了学生，于是他们懂了“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老实说，刚当老师时我真的不知该怎样教课，尤其是现代文，觉得讲不讲学生都会。所以便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文言文的教学上。那时与我同头的余顺吾先生，古文功底雄厚，课文中几乎所有的实词，他都可以从字源上把本义、引申义、文中义讲得清清楚楚。听了余老师几节课后，我也照猫画虎地做了起来：备课时，把文中出现的重点实词的字源、字义和引申义都查仔细、理明白，然后再研究“切入点”和值得讨论的问题。入职之初养成的这个习惯，让我后来的文言文教学始终得心应手。　　记得第一次试卷讲评时碰到了个“黄享”字。我翻遍了手边所有的字典，仍旧查不到它的读音，只好专门跑到清华大学图书馆查找，足足花了近两个小时才查到读“tūn”。“何必如此较真呢？”事后我问自己。“没有严谨，不成学问”，不是清华的学风吗？“一字不识，乃师之羞；半点不知，乃师之耻”，不是对自己要求的底线吗？我这样回答了自己。　　虽说备课、判作业、改作文、管理学生辛苦异常，做得也算尽心尽力，但我心中仍然充满对公安工作的留恋和对中学教师工作的轻视。为此，我多次找学校领导，申述自己不适合当教师的种种理由。那时，学校里常常有“跳槽”的事情发生，不少人因为要调走，甚至跟校长拍桌子吵架，撕破了脸皮。我不会吵架，只能礼貌地请求，在请求中等待领导的“开恩放行”。可以这样说，在当老师的前6年里，每当有老师成功地调离附中，都会让我的心泛起涟漪。　　至今令我十分感念的是，对我的要求调离，附中领导从没有简单地拒绝过，而总是择机表扬、充分肯定我在教学上的刻苦与认真。还让我以“骨干教师”的身份参加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参加教材辅导读物的编写。当年的书记、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多次与我谈话，说服我、开导我，帮助我树立专业思想。特别难忘的是万校长（万邦儒，在清华大学附中任职30年的全国著名校长）与我的一次长谈，让我知道了学校对我的期望：“学生这么喜欢你，为什么要离开呢？你施展才华的天地已经打开，放弃太可惜了……我们学校教师的奋斗目标应该是‘争做教育家’。你不想试试吗？”应该说，这番话对我不安定的心起了稳固作用，也让我在受宠若惊之余，知恩图报，明确了奋进目标。　　再后来，随着女儿的出生、成长，让我格外地依赖清幽、美丽、四季如画的清华园，喜爱这里干净、清静、充满书卷气的土壤。加上先生的不断劝慰与大力支持，我便开始心无旁骛地投身教育了。　　在锤打磨砺中迅速成长　　从教之心渐渐稳定后，我开始思考怎样用比较有效的方式快速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因为我发现自己开始变得非常能说，写文章也不感到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