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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需求拉动 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反思与启示 消费需求拉动colon;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反思与启示 作者：邹红喻开志 消费经济 2021年01期 高投资率、投资驱动是中国“十五”时期前一直奉行的经济增长主旋律[1]，与之相伴的是消费率较低，消费驱动处于从属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4.4％，2021年为54.3％，2021年降为51.8％，2021年又进一步下降为50.0％，出现了最终消费率偏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力呈不断减弱的态势。学术界关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较快增长的讨论，当前也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另一驾马车——消费上[2]。大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中国需要尽快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效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3]。党中央这几年一直重视消费需求，没少在消费需求上下工夫，可是收到的效果还不很明显，驱动消费需求的现实状况与政策设计者的理论期望形成了反差。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弄清楚制约消费需求的内在机理。我国经济增长中深层次矛盾的累积所产生的特殊的经济运行现象，里面肯定有更深层的原因。 二、消费拉动力：模型与检验 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来自供给方面的，也有来自需求方面的。纵观我国经济运行中发生的五次宏观调控，每一次都进行着需求和供给之间的调整[4 ]，在调整过程中寻求政府所希求的“稳定均衡状态”。那么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究竟哪种起到主要作用？判断经济运行中供给还是需求处于主导地位，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关键，是重点实行消费拉动政策还是投资驱动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为此，笔者通过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同实际产出之间的经验分析，试图判断我国经济增长中消费拉动力的存在性与影响程度，为第三部分对消费拉力受阻的理论反思提供经验基础。 我们以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消费需求，以固定资产投资表示投资需求。选择从1992年第1季度开始到2021年第4季度的实际产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数据，为了减轻通货膨胀与季节因素，这些数据均经过CPI平减和季度调整，同时为了防止伪回归和增加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将对数据作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别两两各进行总量、增量(变化率)的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判断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与实际GDP之间的影响关系，最后对变量进行回归得到它们的数量关系。 经ADF和PP检验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它们至少有一阶单位根。为此，我们对它们的差分序列做进一步的平稳性检验。 表1的检验结果表明：时间序列DLG在1％显著性水平下ADF检验接受原假设即有单位根，而在PP检验时无单位根，在本文中我们采用PP检验的结果；DLC、DLI均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可以推断LY、LC、LI都是I(1)的。 表2的检验结果表明(二元VAR模型方程式略)：与投资相比，消费需求水平值、增长率均对实际GDP具有更显著的Granger影响，尤其是它们之间水平值的双向影响，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中消费需求起到重要的作用，它具有解释和推断实际GDP行为的能力[5]。我们从样本区间截取经济的波动期(1992-1996)和经济的收缩期(1997-2021)消费与产出各变量的数据，同样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经济波动期和经济收缩期消费需求作用差异显著，与前者相比，后者(经济收缩期)消费的水平值、增长率均对GDP具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它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变得更为突出，说明当前坚持消费需求驱动的政策是正确可行的。 从表3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它们之间有2个协整关系[6]。 LY=2.488+0.624LC+0.264LI 12.233 8.257 4.784 由上面对数回归模型可看出：消费平均每增长1％，GDP则相应平均增加0.624％；投资平均每增加1％，GDP则相应增加0.264％。这进一步验证了消费在我国实际经济增长中的影响大于投资，消费对经济景气波动具有决定性的主导作用。 通过上述计量模型与统计检验，我们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消费拉动力确实长期在起作用，尤其是在水平值上出现了消费-产出的双向Granger影响。二是1997年以来，我国投资增长率偏高，出现了消费拉动乏力或平缓的经济态势，与投资需求相比，当前消费需求的Granger影响更为显著，消费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当前正确可行的基本方向。 三、消费拉力受阻：根源与反思 我国经济运行中消费拉动力确实长期在起作用，经验证明坚持消费需求驱动在当前亦是正确可行的，政府对消费拉力受阻的状况也采取了各种政策与制度安排，但近十几年来为何消费需求长期处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