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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健精神，拒绝“解构崇高”（人民观点）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④ 本报评论部 《人民日报》（2015年08月12日05版） 　　历史的确有“阴暗的一面”，但那些超越一己之私、超越一时之利，在权力与财富之上、在物质与欲望之上的精神，才是历史的主旋律 　　“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孟子》中的这句话，用来描述历史也是合适的：历史的进程，有着教化功能；历史的遗存，最重要的是精神。从这个角度看，一部历史，也就是一部精神沉淀史、价值成长史。在历史当中，我们理应发现一些“超越性”的东西。 　　不过，现实中一些人却无视这样的“历史精神”，在人类心灵的高地一脚踏空。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告别崇高”“消解意义”，把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事件矮化为“权谋”“宫斗”，把那些承载精神信仰的英雄人物丑化为“投机派”“野心家”，把“个人利益满足”作为解读历史、评价人物的唯一标尺。史实因而变得暧昧低级，史识则因而变得庸俗含混，历史变成了少数人博取财富和权力的写照。 　　我们不需要“英雄史观”，但我们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需要在历史的镜鉴中，校准时代的心灵坐标、引领社会的价值航向。如果说这是一种历史观，那就是一种“精神史观”。那些视国家民族牺牲为“追求升官发财却站错了队、运气不好”者，那些以己度人认为“英雄都是傻子，没有典型意义”者，那些以短期利益、局部利益为标准认为“近代史就是党派斗争史”者，都应该扪心一问，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发现些什么、学习些什么、汲取些什么？ 　　“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要点亮历史的火炬，说到底，还需要我们自己从历史中去总结教训、发现规律。把历史异化为蝇营狗苟的厚黑学、勾心斗角的权谋术，从历史中打捞的是残渣而不是精华，汲取的是糟粕而不是养分，关注的是如何靠机心取巧，而不是怎样为正义代言。进而把一切历史行为庸俗化、历史人物污名化，为理想献身的英雄不存在了，为民族大义奋斗的群体不存在了，那些照亮人类心灵和精神的理想信念也不存在了。 　　我们不讳言利益，相反，利益是历史的重要动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不过，如果把利益视为少数人对权力和财富的攫取，就难免戴上“个人利益”的有色眼镜分析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历史观也是现实的投射。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冲击、消费主义的洗礼下，在“消费优先”“物质至上”的步步紧逼下，一些人惯常以今度古、以己度人，让理想、信仰、道德这些美好的德行在历史认知中步步退却，看不到在个人之上还有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因而形成了荣辱颠倒、是非迷失的历史观。 　　如果站在上下五千年的智慧之基上，仍然只能看到眼前的方寸之地、执着于一厘一毫之得失，甚至解构历史、厚诬古人，那无疑是宝山空回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要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是宝贵精神财富；多次比喻，“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学习党史国史是“必修课”；多次要求“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历史不能复制，精神却可传承，端正我们的历史观，才能擦亮历史沉淀的精神瑰宝，为民族复兴提供更强大的价值支撑。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我们需要从历史中汲取一种雄健的力量，获得一种超越的境界。曾写下《国富论》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另外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开篇就讲道：“无论人如何被视为自私自利，但是在其本性中显然还存在着某种自然的倾向，使他能去关心别人的命运，并以他人之幸福为自己生活所必需。”历史的确有“阴暗的一面”，但那些超越一己之私、超越一时之利，在权力与财富之上、在物质与欲望之上的精神，才是历史的主旋律。而这些，也正是我们最应该传承发扬，并使之在历史长河中奔流不息的精神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