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上电视与知识分子的缺席.pptx

学者上电视与知识分子的缺席;;陈丹青先生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不仅指出了学者上电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且做出了如下推想“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和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在此基础上,他还为学者上电视找到了一种学理的依据“我来开一份小小的名单:二战前后欧美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学者约翰·伯格、大哲学家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等,均深度涉入公众媒体,不仅利用媒体,而且还是他们在事业鼎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萨特失明衰老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洲人民说话,一说就说了10年。约翰·伯格在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20世纪70年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由于近些年陈丹青在公共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他的思考与发言也就具有某种权威性。然而,如此一来,也把复杂的问题进行了一种简单化的处理,因为在进入这一问题之前,必须对如下前提作出追问: 同样是上电视,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有何不同? 西方学者如萨特等人是作为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中国的学者在进入电视时究竟以何种身份出场? 知识分子固然不应该拒绝媒体,但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对作为电视的媒体存有戒心? 我们固然可以假定鲁迅和胡适活到今天可以坦然上电视,但他们上的是谁的电视?是中央电视台还是鲁迅和胡适等知识阶层开办的电视台?《百家讲坛》能够接受鲁迅的价值观吗?鲁迅在《百家讲坛》之类的电视节目中能够寻找到自己的话语表达空间吗?如果不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作出清理,我们所作出的相关判断就会变得轻率和草率。 基于如上理由,我觉得有必要进入学者与电视之关系的更为复杂的格局之中。;根据相关研究,学者一开始介入电视的方式大体有三: 一是创意策划,这种策划并非成熟的策划,只不过是凭借感觉给节目出点子,提想法。由于点子被当做秘密武器多次贩卖,以致催生了一批面目相似的电视节目。 二是撰稿,这算是一种深度介入,其作用等同于枪手。 三是做嘉宾,如《实话实说》栏目中的学者嘉宾和《今日说法》栏目中的法学???家,其作用也各不相同。 凌燕、李正国:《学者+电视=?》,载《青年记者》2001;反思;;;;把自己比作“运动员”,把《百家讲坛》的编辑制作人员比作“教练组”,这固然是一种谦敬之辞,但如此比喻不是也形象地说明了学者进入电视之后的受动性吗?众所周知,运动员是赛场上的主体,但如何比赛却不是运动员可以擅自做主的,因为他必须贯彻教练组的战术思想才有取胜的可能,于是运动员常常成为赛场上受动的主体—他是参赛者但他同时也是教练意图的执行者,他的主体性仅仅体现在他对教练的意图落实得是否到位。可以说,《百家讲坛》后来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训练了一批坚决贯彻教练意图的运动员,而运动员的成绩(收视率)又反过来强化了教练的训练意图,肯定了教练的训练方案,并把后来者置于一种无条件接受训练方案的状态。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取消或限制学者的自主性为代价的。;关于学者上电视后自主性的丧失,西方学者早已做过相关论述。布迪厄指出“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主题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是强加的,特别是时间也是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1而深度介入电视的中国学者王鲁湘也坦率承认“主体立场的丧失是知识分子进入电视的一个必然代价。你要转换到这个角色,就必须接受这个条件。以中国目前情形,任何一个媒体的话语空间都是有限的,电视的话语空间更狭窄一些。”这样的反思是必要的,但是,进入《百家讲坛》的学者却大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反思。易中天倒是说过:“学者和电视台的对接,做好了是‘双赢’,学术扩大了传播范围,电视提高了文化品位;做坏了就是‘双输’,学术失去了自身品质,电视失去了广大观众。”但这样的思考应该是平面化的应景之作,它没有体现出一个学者的思想深度和思考水平。;;;;;问题的另一面是,《百家讲坛》的理念和机制其实又对思想型的学者天然地进行着某种排斥。由于转型之后的《百家讲坛》重历史故事的讲述、重传统文化的呈现,被它选中的学者便以文学、史学研究者居多,宽泛而言,这些学者都可以被称之为人文学者。而既然是人文学者,即使不对他们提出所谓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之类的高要求,但陈平原所说的“人间情怀”和“压在纸背的心情”起码应该有一些吧,o因为这是成为人文学者的底线,但是,进入《百家讲坛》的学者似乎大都没有达到这一底线要求。;;;易中天先生的主攻方向是美学和文艺学研究,这从其学术著作中已可见一斑,从其发表的论文中亦可发现其逻辑线索(如最早的论文是《刘腮论美的原则》,载《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其后有《重新寻找文艺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载《江汉论坛》1987年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