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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足以改变社会 教育改变社会的观点由来已久，关于能否改变社会争论一直没有停歇。笔者虽然赞同教育改变社会，但是教育必须要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才足以改变社会，鉴于此，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教育改变社会之争 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曾经有两大著名学者在批判教育学领域见树较多，这两位学者对于教育关注的重点问题进行了论述。其中一位是巴西的保罗·弗莱雷，其代表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被认为是批判教育学的奠基性著作，“是真正革命的教育学”。另外的一位就是美国的迈克尔·阿普尔。借用迈克尔的话说：“我的整个学术生涯，一直都致力于完成这样一项二元工程：其一是，理解学校内外的教育，究竟是以怎样一种复杂的方式，参与到广大社会中宰制与从属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之中的；其二是，通过聚焦那些有可能而且也确实能够对广大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发挥干预作用的冲突、可能与现实，挑战这个社会中的宰制与从属关系。” 那么教育可否改变社会呢？从教育作用来看，教育到底只是反映宰制关系，还是能够让社会发生转变？教育究竟只是将宰制关系再生产，还是有可能对现有的形势发起挑战，并协助建设一个更少反映我们自私和更多反映我们彼此爱护以及个人得到解放的社会呢？上面两个学者讨论拉看，阿普尔当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样问题的教育学家，但在右翼当道的现代社会，敢于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阿普尔直接攻击的是新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它将社会的每一个部门都商品化并做了成本效益分析。教育只是被看作一种生产考试分数和温顺员工的工厂，“好的学校，只是那些沿革遵照公司议程和公司形象办学的单位。而其余的学校，则都是坏的”，学校被商品化，连同教育机构也变成了遵从市场逻辑的“产品”。接踵而至的就是分数变成了国家及国际竞争力的象征，这样的情况直接将教育的真正价值给破坏了，真正有价值的教育是“充满珍爱、关怀和团结的”，而且“在保持希望和梦想等滋养人性本身的东西方面，学校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与此同时，学校深受市场化和经济化的后遗症侵扰，效益以及“产品”的质量成为市场化后的学校无法摆脱的衡量标准。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当我们面临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候，都要把学校教育推出来承担责任。为什么每当金融部门在经济大亨的角力中濒临溃败时，都要拿学校和公职人员说事。学校教育被扣上一口大锅，实乃不可承受之重。 纵使在教育改变社会之争中争论由来已久，但是笔者始终对教育改变社会持有赞同和认可的态度，笔者认为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社会。不妨来看一下中国社会的演变，上追到古代社会，最早追溯到孔子时代，其开创了儒家学说的先河，其子弟数千，在中国历史中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当然对儒学推崇备至的就是汉武帝，武帝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让儒家思想深刻改变了社会意识和人们的习惯。随着历史的演进，进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人们开始从不同方向寻找救国图强的道路，这其中以严复为代表，他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得到了上层的认可，虽然经历了坎坷和失败，但是洋务学堂和新时代文化发展还是促进了人们认知能力的提升，这样才让国人更多的学习西方，才让马克思主义走进了中国，最终改变了国人命运，让国人从站起来到强起来。因此，从中国演进历史来看，教育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可以说教育真的改变了社会。 教育改变社会之辩 （一）传统教育存在的弊端 在教育中存在着一些弊端需要改变，如若不然则很难对社会进行改变。从传统的教育观点来看，弗莱雷有一个著名且形象的比喻。他把这种传统交由比作是银行储蓄式的教育，学生就像是银行里开的“户头”，教师则是“储户”。教师进行讲授，进行存款，而学生则被动地听讲、接受、记忆和重述，进行储存。隐含在灌输式教育背后的是人与世界可以分离的假设：人仅仅是存在于世界中，而不是与世界或其他人一起发展；个人是旁观者，而不是再创造者。 灌输式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并不陌生，考虑近年来引起人们关注的其中一点：尽管中国的PISA成绩在国际上领先，但中国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却远不及一些欧美国家。是我们教育内容上的设置出现了问题吗？还是我们的教育方法不得当？教育专家、一线教师纷纷向西方国家取经，热切地去观察他们的课堂、对他们的教师进行访谈、研究他们的制度和方法。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与其说欧美在创造力方面教育有法，不如说他们的教育对创造力的扼杀不如我们国家严重。当我们看重考试成绩时，我们损失了什么呢？受压迫者在家长式控制机制下，好奇心、反思力、创造力逐渐下降。 （二）基于思想解放的教育变革 在弗莱雷的思想中，教育的起点是生命，其一大功能是使社会内部的人成为“自为的人”，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学生不是存储知识的容器，而是与他人平等交流的个体，是与教师相互学习的对象，也是文化和历史的创造者。 从这种观点出发来看，弗莱雷主张教师充分理解学生，面向学生的文化背景和实际经验开放，耐心地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