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阶层与文化重建精英阶层.docx

PAGE PAGE 1 精英阶层与文化重建精英阶层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无疑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另一方面，不必讳言的是，如果深究其历史成因，那么，应该说，上一个30年（1949~1978年）计划体制在工农业和科教领域所积累的巨大遗产无疑发挥了强劲作用。除此之外，还可以坦率地说，在当代的各种要素当中，这30年的中国经济成就更多地是依靠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也就是基层民众的吃苦耐劳。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国民经济长期表现为低水平扩张的特点，至今仍仅仅做到“世界工厂”的水准，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 　　下一个30年，中国经济若想在整体上实现产业升级，若想走出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成长为真正的政治经济大国、政治经济强国，那么，精英群体，包括官、产、学、媒等各界，就必须有所作为，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职责。 　　 　　全民动员体制让位于精英治理体制 　　粗略地看，历史可以划分为常规时期与非常时期。1840年以来，中国曾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进入了历史非常时期。此前，中国曾长期实行儒家的政治伦理，它的特点和所有传统社会一样，就是一套讲究上智下愚、尊卑贵贱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套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广大基层民众――这里并非全盘否定儒家学说，儒家作为古典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文化，有好多正面意义，对于校正现代社会的弊端，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遗产。但是，必须指出，儒家的确包含了强烈的等级观念。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封建国家的意识形态动员一般也就只能到达士绅阶层，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往教科书上讲：“封建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其实也是用历史唯物论的语言表述了“士绅阶层构成了封建国家的社会基础”这一命题。正因为国家认同、国家意识普及不到基层，所以老百姓对于国家就只是单方面地承担赋税徭役，所以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套意识形态在历史常规时期可能毫无问题，这就是所谓“精英治理体制”。甚至在传统的上尊下卑的制度和文化体系里，由旧式精英担任领导，对抗天灾人祸，例如抵御外来入侵，也不是不可能――在17世纪后期，就有郑成功收复台湾和康熙抵御沙俄的成功范例。但是，这种成功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敌我力量对比，特别是取决于执行领导职能的权力精英的素质和能力。所以，在历史非常时期，当这个国家突然面临严峻的危机和强大的敌人――例如1840年以来的形势，这个时候，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如果仅仅被人数很少的士绅阶层或精英阶层所分享，就远远不够了。更何况，旧式的权力精英已经极其腐朽了。 　　近代以来，由于旧体制下的政治精英未能成功应对国际挑战，在100年左右的国际竞争中屡战屡败，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能承担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职能，因此到20世纪，中国共产党作为新的政治精英取代旧式精英，依托革命体制，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全民动员时代，由此度过了近代危机。在这一过程中，“人民”第一次作为政治主体在历史舞台上亮相。“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这是鲁迅眼中和笔下的“人民”。这个驯顺、麻木、无所作为的鲁迅版的“人民”，曾经被勇敢、智慧和富于首创精神的毛泽东版的“人民”所颠覆和改写――所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所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种颠覆和改写发生的背景就是上述危机时代的全民动员。 　　但是，一旦危机被克服，历史就不可避免地由非常时期逐步回落到常规时期。笔者多次说过，“救亡”和“发展”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两大历史主题。在20世纪的中国，“救亡”任务的完成一再拖延――也就是说，不是1949年（内战结束），也不是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而是直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战略和解，中国近代以来的“救亡”阶段才宣告结束，“发展”随之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题，中国社会也由此从1949年以后长期实行的“准战争体制”逐步转型为“和平体制”。危机时代形成的“全民动员体制”终于宿命般地让位于通常的“精英治理体制”，与此同时，文革的全面流产更加剧了这一进程。这就是我们最近30年所处的时代境况。 　　 　　一两代人的历史观空前萎缩 　　国族认同、素质能力和社会地位，从三个方面界定了一个国家的所谓精英群体。从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到1920~1970年代的中共党员干部，都起到了国家骨干力量的支撑和结构作用，并且无不具备上述三个方面。其中，强烈的国族（也可以是阶级、政党、天下等等）认同作为一种信念和信仰，决定了精英群体往往能够超越一己之私，在其价值谱系中以国族利益为重，从而表现出“行为的高尚”。 　　笔者在别处曾经指出，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