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春悲秋：寄托、抒写时代哀感.docxVIP

PAGE PAGE 1 伤春悲秋：寄托、抒写时代哀感 　　 　　刘畅 　　伤春悲秋，在宋词中有着另一层含义，即借此寄托、抒写国破家亡、失地难收的时代哀感。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内忧外患最严重的封建王朝之一，北宋自建立起就与西北的辽、夏对峙而治;金人入侵后，南北分割。南宋以后，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从宋、金对峙到元蒙灭宋，民族矛盾及由此引发的“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时代哀感弥漫宋代词坛;而词的特点在于“要清空，不要质实”，要眇宜修、深情委婉为其特质，这又恰恰为寄托、抒发这种复杂情怀提供了艺术审美的表现手段和表达媒介。所以，在宋代韵文，尤其是词这种文体中，伤春悲秋就有了寄托家国之思、抒写时代哀感的另外一层深意，这是此前的韵文写作中不多见的。 　　宋建炎元年（1127），徽宗赵佶因荒淫误国，与其子钦宗赵桓同被金兵掳往北方，终囚死异邦。北行途中，正值春季，徽宗忽见烂漫杏花，百感交集，写下了这首《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词。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煞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词的主调是以伤春情緒寄托家国之思。徽宗工书画，通音律，善填词，才艺堪与南唐李后主媲美。本词上阕以比兴手法描绘杏花，运笔细腻，人与花相互映衬，形神俱备。接着笔锋一转，描写杏花遭到风雨摧残后的凄凉愁苦，从它的极盛到衰败暗示作者自身的遭遇，表达出作者内心的无限痛苦。下阕从杏花的凋零转移到自己的愁绪离恨，层层深入，愈深愈痛，所谓“离恨重重”也。先写燕子不解人语，不能托它带去重重离恨;接着叹息远离故国，跋涉艰辛，而故国遥遥，只能在梦中重游;梦中游已是虚幻，是一种对残酷现实的慰藉，而最后写道近来连梦也不做，已是表达绝望至极的麻木情绪，令人肝肠寸断。被掳之后，赵佶还写过一首《眼儿媚》，寄托亡国忧伤：“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潘君昭先生分析说：“作者以概括性很强而又极富艺术性的语言将北宋覆亡的史事，当时的社会风貌，以及亡国之君内心复杂的感情活动浓缩在短短四十八字中。”上阕极写汴京繁华和帝王生活的尊贵奢侈，所谓“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东京梦华录》）。“山林岩壑日益高深、亭榭楼观不可胜记，四方花竹奇石咸萃于斯，珍禽异兽无不毕有”（《枫窗小牍》）。下阕则通过想象、梦幻和现实之间的挪移、换位来表达作者被俘以后的悲苦心情。花城萧索，空寂无人，繁花似锦的汴京只在梦中萦绕，万般愁苦之情也只能在梦中得到安慰。 　　而此时梦醒，忽闻阵阵羌笛声，严酷的现实代替了梦幻。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词均写于建炎初年，南宋刚刚立国，其中以伤春感怀寄托家国之思，定下了一种弥漫朝野的审美基调。这既是现实所迫，也是一种时代风格。换言之，宋人，尤其是南宋人，在时代的重压下，伤春悲秋也无不打上了寄托家国之思、抒写时代哀感的心理烙印。再看一首李清照的《蝶恋花》：“永夜恹恹欢意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为报今年春色好，花光月影宜相照。随意杯盘虽草草，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醉里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 　　李清照生活的年代处于两宋之交，此词作于建炎三年（1129）的建康。这里所谓“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系以长安代指北宋都城汴京，与赵佶“玉京曾忆昔繁华”同义。由于北地尽失，“梦长安”、“忆长安”、“望长安”，或“梦里故国”，就成为南宋文人一种较为典型的心理原型，辛弃疾有所谓“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之句，陆游也有“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之句，都是梦里边塞，虚拟豪情。 　　南渡之后，时局动荡，国破家亡，物是人非事事休，不时萦绕心头，所作多寓离乱之思，风格也转为沉郁苍凉。乍看上去，这首词很像一般的伤春之作，但细究起来，其中杂糅了对时局的感知。本词在“春”的意象中暗喻了国家社稷的命运，所谓“为报今年春色好”，“为报”，只是听说、传闻，暗含作者的怀疑和疑虑，自然春色如旧，而时局堪忧，天下多艰，今年形势远不如去年。末句“可怜春似人将老”，是对个人与国家命运的一种整体的预测式判断。建康为当时“行在”，为皇帝驻跸之所，又为军事重镇，而高宗却不采纳宗泽、李纲、岳飞的北伐主张，不但收复失地无望，连建康也势如累卵，危在旦夕了。同年，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病逝，随后金兵迫近建康，她携书逃出，其后一路南逃。伤春情怀中寄寓爱国伤时之思，是这首词的最大特色。此外，李清照还有一些词也表现了故国之思和家国之恨，如《满庭芳》、《永遇乐》等。稍后的南宋爱国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