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规约：,国法之外的社会天平.docx

PAGE PAGE 1 民间规约：,国法之外的社会天平 　　 　　宋伟哲 　　中国法律史上有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法典简略。古代王朝的基本法典通常只会颁行一部，如《唐律疏议》《大明律》等等，条文一般不会超过五百条。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似乎显得有些单薄。其实，我们的祖先非常了解自己生活的这片广袤国土。由于各地社会发展和风土人情差异很大，如果盲目在国家法典中作出过于细致的规定，不但会加重国家机器运转的成本，效果也不会理想。因此，中国古代在社会基层采用民间自治的手段。经过岁月变迁，群众的智慧发挥出了耀眼光芒，他们逐渐孕育出了一套套适合现状的社会治理规则，这就是民间规约。同国家法典相比，民间规约数量庞大、种类丰富、形式活泼，极大地弥补了国家法典里的不足之处，对于今天社会治理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古代民间规约的早期雏形可以溯及先秦时期，但是要说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乡规民约，则非北宋时期由陕西蓝田吕大钧兄弟制定的《吕氏乡约》莫属。吕大钧师从北宋著名学者张载。张载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备受士子推崇。吕大钧对自己的老师非常尊重，史书对其有“能守其师说而践履之”的美誉，《吕氏乡约》就是这一美誉的真实写照。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吕大钧兄弟制定了《吕氏乡约》在家乡推行，希望用实际行动来造福乡里，改善当时日益沉沦的社会风气。 　　《吕氏乡约》共分为七篇内容，分别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罚式”“聚会”“主事”。所谓“德业相劝”，主要是劝导乡人要“见善必行，闻过必改”，居家要孝顺父兄，关爱妻子，对外要尊敬长上，善待他人。此篇类似于法典中的“总则”，简要概括了立约者所倡导的精神宗旨。所谓“过失相规”，主要是详细列举了多种恶劣行为，以警示乡里。作者将“过失”细分为“犯义之过”“犯约之过”“不修之过”。“犯义之过”主要包括酗酒赌博、为非作歹、恃强凌弱、不听劝阻、背信弃义、造谣滋事、买卖诈欺等恶行。“犯约之过”主要包括“德业不相劝”“过失不相规”“礼俗不相成”“患难不相恤”等行为。“不修之过”主要包括“交非其人”“游戏惰怠”“动作无仪”“临事不恪”“用度不节”等行为。 　　所谓“礼俗相交”，主要是规范乡里的婚丧嫁娶行为，特别是对这些活动中的礼金额度进行了规范，例如婚嫁礼品价值不得超过三千文钱等。所谓“患难相恤”，是指乡里有人遇到水火、盗贼、死丧、疾病、孤弱、诬枉、贫乏等困境，乡邻要对这些人进行各种救助，立约者对每一种情形进行了详细规定。例如对于孤儿群体，“若其家有财可以自赡，则为之处理：或闻之于官，或择近亲与邻里可托者主之，无令其罔。可教者为择人教之，及为求婚姻。无财不能自存者，叶力济之，无令失所。若为人所欺罔，众人力与办理”。所谓“罚式”，即是罚则。《吕氏乡约》规定，“犯义之过，其罚五百。不修之过及犯约之过，其罚一百”。对于轻微犯过和能诚恳忏悔者，只作记录，暂免处罚，若再犯则不免。对于累犯不改者，则聚集众议，与其断绝来往。在“聚会”和“主事”篇中，规定每月和每季乡里要聚会一次，由公推出的“约正”主持，用来惩恶扬善以及商议公共事务。 　　在学术界，不少学者将国家立法称为“硬法”，而民间规约称为“软法”。即便站在今天的法律视角来评价这部《吕氏乡约》，我们仍不得不为一千多年前古人的法律智慧而赞叹。《吕氏乡约》的立约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作出了详细规定，对于国家法典进行了很好地补充。在他们的笔端，法律不再是冰冷残酷的惩治工具，而是充满博爱与温情的正义化身。尤为不易的是，这些条款不是空洞枯燥的简单说教，而是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不过当《吕氏乡约》诞生时，也有一些舆论杂音对其合法性进行质疑，甚至指责吕氏兄弟有结党营私之嫌。面对这些压力，吕氏兄弟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 　　沧海桑田。由于史料短缺，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详细了解《吕氏乡约》当年施行的情景。但是从史书留下的只言片语推断，这部乡约的确曾在当年的蓝田乡间推行，而且达到了“乡人莫不知之”的程度。不难想象，如果这部乡约能够落到实处，比之于世外桃源也不为过。遗憾的是，吕大钧在五年之后便逝世，《吕氏乡约》的施行失去了最主要的推动力，逐渐为历史洪流所淹没。到了南宋时期，著名学者朱熹注意到了《吕氏乡约》，对其进行了部分修订。明清时期，由于朱熹的学术思想被官方确立为儒学正宗，乡约遂受到朝廷的大力推崇，朱元璋、王阳明等人都在这一领域耕耘甚多，这一制度终于迎来了新生。 　　陕西省安康地区有一块清代石碑，记载了当年的一起乡约施行案例，碑文为：“今春，姚光华烧地烧死漆树无数，地主投鸣乡保，经公处断：令姚刊碑示众。嗣后如有放火烧漆树，凭人点数，大树一株赔八百文，小者赔四百文，罚戏一本，公所示众。如赔不起者，跪台一日，离庄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