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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次危机可能延续的时间、可能产生的深远国际影响和我们的对策。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这些单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报告，本文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总的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频繁发生，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其中蔓延最广、破坏力最大的两次，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内生矛盾积累到无法自我调节程度后的集中爆发。 　　一、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基本逻辑 　　1.这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历史比较来理解过去，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工作任务之一是应对本轮金融危机，我们希望通过历史比较使自己的工作获得主动性。当我们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后，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对结论的好奇使我们对这项研究工作的兴趣全面上升。 　　2.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理解和判断往往在实验室进行，而社会科学没有研究实验室，当统计数据不充分、研究对象又十分泛化时，替代的研究方式可能是进行历史比较。正如在自然界存在着气候变化长周期一样，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只要时间的跨度足够大，也会发现历史的重复现象或者相似之处。令人欣慰的是，这两次危机之间实际间隔约80多年，如果加上上次大萧条之前的历史背景时间，可用于比较研究的时间超过百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发生了两次重大的技术革命，人类也经历了两次最大的繁荣与萧条的更迭，这使得这个宝贵的时间成为进行比较研究最难得的实验场所。(自然科学中，一些学科也无法通过实验室验证，比如宇宙天体学、气候学、生命科学等。康德拉季耶夫1925年提出，资本主义世界存在以固定资产投资为驱动的大约45～50年的经济周期。熊彼特1939年提出，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存在大约48～60年的经济长周期。范杜因在1979年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中提出，技术创新具有寿命周期，并将长技术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弗里曼在1982年的《失业与技术创新—关于长波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中，着重从技术创新扩散与就业关系的角度对长技术周期进行了分析。) 　　3.本项研究的基本逻辑是历史的周期率。我们认为，周期性是历史变化和自然界的本质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特点。历史在时间跨度足够长时会不断重复自己，经济社会发展的周期率首先表现为繁荣与萧条的交替，但这种交替只是分析问题的起点。本项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试图发现在两次繁荣萧条之中那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相似程度，更准确地说，这项研究是试图理解两次危机发生前技术和经济背景的类似性，刻画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行为和大众心理的特征，描述两次危机的宏观发展轨迹，从而为应对危机的决策提供依据。(参见《资本论》关于经济周期的描述。) 　　4.历史重复自己有线性方式，也有非线性方式，有符合逻辑的精准变化规律，也有逻辑不清的意外变化，甚至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历史困惑，这一切既是进行这项研究的迷人之处，也是它的难点所在。在下面的报告中，我们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归纳两次危机的不同点，试图总结出两者的共性特点，并得出初步的政策结论。由于历史事件和比较的对象极为宏观，可以用于翻阅资料和进行数据比较的研究时间十分有限，我们的描述选择了较为粗略的方式，描述的重点是“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即便是对“是什么”的描述也十分困难，因此这项研究大纲仅是更深入研究的起点。 　　二、两次危机的区别点 　　在提炼两次危机的共同点之前，十分有必要看到两次危机存在的巨大区别。非常明显，两次危机对人类社会造成灾难的程度不同。从危机爆发初期的情况看，1929年大萧条造成的经济总量损失和商业破坏要大大超过本次金融危机。但本次金融危机的后续发展演变日趋复杂，美国失业率连续两年多居高不下，持续维持在9%上下，房价仍在低位徘徊，复苏过程曲折反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不断深化，经济社会政治产生共振，负向反馈，不确定性和风险持续提高。总的来看，这次危机尽管短期杀伤程度要轻，但调整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深度影响难以估计。归纳起来，两次大危机有几点主要的区别： 　　1.人口结构不同。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也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大萧条期间的人口年龄较轻，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受教育程度也不高。而本次危机发生的时候，人口的年龄已大大提升，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升，受教育程度提高，福利化制度和人口年龄因素造成劳动力的市场适应性减弱，人们更乐于维持现状而不是变革。(以美国为例，1929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5.3%，2007年则占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