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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政治论文 大胆探索,谨慎行事 当东海防空识别区在国际上掀起的波澜余波未平之时，很多有识之士却早已将目光转向了南海――与我国密切相关的另一个热点地区。在这里划设另一个“防空识别区”是否可行?与东海防空识别区相比，未来的南海防空识别区又有着怎样的一种复杂性?当前我国的海空军航空兵，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和保障力量同时负担两个防空识别区的战备警戒巡逻?显然，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的思索。 建立防空识别区的紧迫性 在我国建立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上，绝非是一种政治性的投机，而是有着实打实的紧迫性。首先，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海洋既是资源也是市场，海洋资源的利用既可能是经济的新增长点，也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制约点。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我国享有对专属经济区内所有海洋资源进行勘探、开发等专属的主权权利。但是一些国家出于其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通过海空采取各种措施调查、搜集中国近海和西北太平洋的潮汐、声场、温度、中尺度涡、内波、海流等海洋环境资料。有些国家军事海洋预报已经开始专门预报中国近海的次表层水温、盐度、密度、海流及水下声场等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的海洋要素，对中国的海上安全已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肆无惮忌地侵犯我国海洋资源的专属权，一方面是军事利益驱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国没有能够在海空中建立起预警识别体制进行有效的遏制和防范。从这个层面来讲，在沿海地区划设一处或是几处防空识别区，首先就有着现实的紧迫性。 另外，我国是否划设一个或几个必要的防空识别区，也关系到国防电磁信息安全的重要问题。电磁信息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领域内新的重点，近些年来，随着我军作战能力的提高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美国和一些周边国家从海空中通过电子侦察和电磁信息采集等手段，针对我国沿海地区通讯信息以及我重点军事防区的军用频率、雷达波段等机密信息进行间谍活动，严重威胁了我国的电磁信息安全，损害了我沿海信息的安全。2001年4月1日，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就是发生在距我国领海基线104千米的我专属经济区上空，而美军的这架军用侦察机就是著名的EP-3电子侦察机，它具有功能强大的通讯侦察分析系统，能对数百海里范围内的电磁信息进行采集分析。再次，非传统因素的潜在性威胁，也在催促着我国防空识别区划设的完备性。9.11事件后，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现代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各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潜在性、突发性、扩散性等特征，其威胁方式和途径也突破了传统的陆地威胁，而转向了海上、空中。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我国处在一个恐怖主义四处潜在的环境里，而我国海上识别区的缺乏则显现出了巨大的潜在漏洞。一旦将来恐怖主义从外海通过空中对我国发动恐怖袭击，那么我们将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一定要确立风险意识、预防意识、应急意识，及早完善“防空识别区”的划设，完善空中预警和处理机制，拒威胁于国门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继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南海防空识别区的划设与否自然成为应该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法理上的依据 无论是东海防空识别区还是南海防空识别区，对其划设与否首先应取决于法理依据。由于海上防空识别区延伸至专属经济区海域上空，并且属于沿海国的单方面行为，因此，建立这种空中管制区域是否合法在国际上是有争议的。尽管争议双方的立场是鲜明对立的，但是所依据的法律是一样的，都是以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为主要依据的，并且作为各自维护己方观点所援引的某些具体条款也是相同的，只是双方分别从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角度出发对法律做出了不同的解释，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公约》相关条款的规定不够具体造成的。 首先，建立海上防空识别区是我国对专属经济区内剩余权利的合理有效运用，这是《公约》所赋予我国作为沿海国的合法权利。剩余权利是指法律未明文规定或禁止的权利。对于沿海国而言，对于这部分权利，虽然《公约》没有明确权利的归属，但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公约》在第56条第2款中规定，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根据本公约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应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并应以符合本公约规定的方式行事。这就意味着，沿海国根据其国家海上安全形势的特点，结合当前国际通行实践，依据国际法和《公约》相关规定，制定出不妨碍非沿海国相对飞越自由的防空识别区制度是合理的，是对专属经济区内剩余权利的合法行使，是对国际法原则的充分尊重，也是对《公约》的缔约国责任的认真履行。根据《公约》的规定，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基于宣告，设立海上防空识别区后并通过以国内法的形式对外宣告，那么我国对专属经济区上空就享有了合法的空中管制权。 其次，建立海上防空识别区不是对领空范围的扩大，也不是对其他国家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