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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梳理论文 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梳理全文如下： 九·一八是现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受日本侵略的刺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直接导致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思想文化上的大转向。就思想文化层面而言，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救国主张纷纷亮相，国民党当局亦先后出台了文化统制、尊孔读经、提倡理工、倡导科学化运动等系列文化政策。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九·一八前后的社会思潮如社会史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民族复兴论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对南京国民政府文化政策研究，则大多侧重于揭露与批判其文化专制主义及其政治高压手段，诸如对进步报刊的查禁、对左翼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等，这种研究多注重于破的一面，而相对忽视国民党文化政策立的一面。 近些年来这一倾向得到不少改观，学界对于九·一八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及其不同侧面的实践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从整体上看，目前这种研究仍多处于一种分散与孤立的状态，缺少一种整体的观照。如果仅仅从一个侧面来观察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易造成盲人摸象的错解与误读，无法真正全盘明了国民党文化政策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换言之，如何从整体上理解九·一八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显然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无意对九·一八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进行全面的梳理，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以中体西用的模式来重新解读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文化政策的脉络、相互关系及其社会反响。 一、从禁止祀孔到尊孔读经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对于文化政策，各部门并无统一方案，政出多门，互相矛盾。以蔡元培为首的元老派主政教育文化，仍保持革命精神，又一次重申排除尊孔与教育的关系。 1928年2月，大学院对当时社会上的祀孔举措曾明令废止，禁令称：查我国旧制，每届春秋上丁例有祀孔之举，孔子于周代布衣讲学，其人格学问，自为后民所推崇，唯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若不即行废止，何足以昭示国民……着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这与蔡元培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息息相关. 此令一出，遭到不少反对之声，四川省东川道儒分会、中华总商会、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第七师师长蓝天彬等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取消废止祀孔令，蓝天彬等称：今大学院乃出此谬论，丧失人心，藉非别有用意，何至狂悖如斯，拟请通电全国取消大学院乱命，恢复祀孔，以顺舆情。而儒教分会则指责：今该大学院不明大体，竟谓祀孔之举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实不知所指为何，试问祀孔不过三鞠躬耳，并未束缚其思想，与思想自由何涉。且遍寻本党主义，书中亦无禁止祀孔一事，何至遽至悖谬。儒教分会进而提出读经崇圣的建议.时湖南省政府委员曹伯闻向内政部提案，请确定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训民要则，以正风俗。河北省政府提案要求提倡中国固有道德，以维风化。据此内政部提出议遵照遗训发扬中国固有文化重心以端趋向而奠定国基案,强调以孙中山三民主义来发扬中国民族固有美德，以期唤醒民族特殊精神，于旧有道德，则主张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七端，于固有智能则主张恢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此实抉出吾民族文化之重心，示党国唯一之正轨.并要求大学院首定教育宗旨，以立纲领，厘定公民道德常识课本，责成各级学校讲授。 蔡元培禁止祀孔的主张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争议，邵元冲对孙中山三民主义重新解释，认为：毕生最大的努力，在政治上固然要用三民主义的方法谋整个民族的独立解放与物质文明的进步。 而在精神上又努力于东方文化的复兴。因为承认东方的文化是王道的文化，其本质就是仁义道德，西方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其表现则为侵略压迫，所以我们的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国的民族，应该深深地致力于东方文化的复兴。他主张只有将东方的文化复兴以后才能确立东方民族的基础，化除西方文化犷悍压迫的戾气，这样才可以造成世界的真和平。这个责任就在国民党的身上，这个使命就是国民党的文化建设。教育被视为文化建设的基础，从纵的方面，要努力于专门学术的提高，从横的方面，努力于平民教育的普及.邵元冲明显对于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下的文化教育政策不满。 不久，主持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教育文化的四元老之间矛盾爆发，蔡离开大学院院长这一重要职位，其主张并没有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得以落实。加之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权力重心一直没有稳固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虽然一直以三民主义作为文化教育的纲领，但一直没有具体而统一的文化政策出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对于孔孟之道还有许多政策上的抵制，随着蔡元培等退出教育文化的领导地位这一政策开始改变。九·一八后民族主义思想勃兴，官方更是举起民族复兴的大旗，占据了文化运动的道德高点，一再进行宣传鼓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