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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16 发布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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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玄言诗研究论文
一
关于玄言诗兴起之缘由,见诸六朝时代的史籍及文学批评著作,实不乏名家撰述为之探因立说。如刘勰《文心雕龙》之《明诗》、《时序》各篇,于兹即具多处评说,其《时序篇》曰: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zhūn@①zhān@②,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又钟嵘《诗品序》云: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5]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按:彦和、仲伟以上论述,悉皆注意两晋士人清谈在玄言诗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这一判断抓住事物产生的基本原因,业已成为该类作品探涉者的一致共识。今考魏晋间名士阐发玄学思想,其早先不外乎通过口头清谈、援笔作论及注释疏解《易》《老》《庄》等几种形式。其中唯独清谈“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6],具然而,刘、钟两位批评家就此发表的议论,不过是“游目骋怀”式的感触所得,毕竟语焉不详。他们仅仅指出了玄言诗的兴起同清谈有关,却没有接着回答读者会理所当然地提出的一个疑问:即在同样盛行清谈的条件之下,因何玄言诗未曾生成于曹魏、西晋,而偏要迟至东晋中期方才出现?再说他们论及西朝、江东玄风之因循变演,有些提法犹与当时实际情况未必完全符契,更没有就参合于这股潮流内各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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