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的尚逸审美取向.docVIP

中国艺术的尚逸审美取向 本文 一庄魏玄思与品逸为上 “逸”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先秦，即庄子所谓的“逍遥”人生，《经典释文》曰:“《逍遥游》者，篇名，义取闲放不拘，怡适自得。”王夫之曰:“逍者，向于消也，过而忘也。遥者，引而远也，不局于心知之灵也。①”唐代湛然《止观辅行传》中弘决引王瞀夜云:“消摇者，调畅逸豫之意。②”“逸”意味着无拘无束地畅行于天地之间，是“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超脱和解脱，是一种超拔人格和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儒家虽然与庄子对待世俗的态度不尽相同，但同样承认“逸民”这一群体的存在。“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终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何晏《集解》:“逸民者，节行超逸也。③”“逸民”这一群体以庄子为代表，认为个体价值高于世俗利益，自诞生伊始便具有追求绝对自由和社会边缘化的特质。 中国艺术的尚“逸”之取向肇端于老庄，随着魏晋以降的哲学美学理念盛行而发展。魏晋玄学思想上承老庄，反对世俗礼法禁锢。《晋书》卷九十四载戴逵不但善画，并能雕塑。善鼓琴。太宰武陵王唏想召他鼓琴，逵破琴曰:“戴安道(戴逵字安道)不为王门伶人。”《晋书》列传记其为“隐逸”。《辞源》对“逸”的解释有多种，所谓“失也”、“奔也”、“纵也”、“隐遁也”、“不徇流俗者谓之逸”。魏晋风度崇尚“逸气④”，魏晋精神中的纵情越礼、率真任性的因素，是对当时苛刻礼教的勇敢反抗，也是建安以降士人经历了理想“高扬———失落”的跌宕后，为个体生命寻找到的出路。魏晋的玄学实际落实为人生的艺术化，继而由人生的艺术化启发了文学、艺术上对“逸韵⑤”的追求。南朝谢赫的《古画品录》中将所评诸家分划为六个等级，列“一品”至“六品”，这是当时玄学美学思潮对审美、艺术的直接影响，从此以后，“尚逸”逐渐成为中国艺术一种根深蒂固的审美精神。 初唐李嗣真论书，提出了“逸品”说，但是语焉不详。唐代书画理论家张怀瓘在《画品断》中，提出了神、妙、能的品评标准。之后的元和画论家朱景玄整合李、张二家之言，提出了神、妙、能、逸的“四品”说。北宋黄休复《益州名画记》则分逸、神、妙、能四格。谓“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由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将“逸”抬升至首位。朱景玄的“四品”说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艺术的技巧法度，上升为一种美学理念。在他看来，神、妙、能三品是合于常法的，而逸品则“不拘常法”。被朱列为“逸品”的有王墨、李灵省、张志和三人，这三位艺术家或“性多疏野”，或“落托不拘检”，或以“高节”名世，皆非经纶世务之人。王墨在创作时“应手随意，倏若造化，图出云霞，染成风雨，宛若神巧，俯观不见其墨污之迹，皆谓奇异也”;李灵省“若画山水、竹树，皆一点抹，便得其象，物势皆出自然”;张志和也能随意创作，“深得其志”。表达了“逸品”须具有适情使性，不拘法度、一任自然的属性。 北宋末年，宋徽宗赵佶主持宫廷画院，“专尚法度”，变更了黄休复“逸、神、妙、能”的排列次序，改以“神、逸、妙、能”为序的品画标准，但很快被南宋邓椿的《画继》再次肯定，再度将逸格“首置之为当也”。“能”得自然之形，“妙”得自然之趣，“神”得自然之意，“逸”得自然之髓。此后元明时期，“逸、神、妙、能”也一直作为中国艺术审美批评所遵循的标准。明人唐志契在《绘事微言》中说:“盖逸有清逸，有雅逸，有俊逸，有隐逸，有沉逸。逸纵不同，从未有逸而俗，逸而模棱卑鄙者。以此想之，则逸之变态能尽矣。”无论是以旷、古、壮、疏为高，以朱耷、石涛、徐渭为代表的“狂放之逸”;还是以清、冷、幽、远为上，以倪瓒、梅清、黄公望、弘仁、髡残为代表的“虚静之逸”，尚“逸”的艺术品格在文化绵延中至今始终未曾断绝。它与老庄哲学、魏晋玄学一脉相承，在中国艺术审美领域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放逸不羁与清逸蕴藉 “逸”的艺术审美观念，其本质是主体对绝对自由的精神诉求。“逸”的概念不仅包涵了超越客体的制约，更指向了主体个性、情操的培养，心灵的完善和超越。正如黄宾虹所说:“古来逸品画格，多本高人隐士，自寓性灵，不必求悦于人，即老子所云知希为贵之旨。”“逸”对于创作者的要求不仅仅限于题材、章法、构图、笔墨、造型的“图式之逸”，更要求主体具有一种“人格之逸”。“逸”对创作主体的这一心灵超越要求，有着一个“由外而内”的发展历程。老庄哲学内蕴的“逸”观念，最初表现为追求“外向超越”———追求超越一切情感束缚和艺术对象的细节，表现为“不知其然而然”的放情挥写和力戒画中“成法”、“匠气”这样一些理论主张。这也是唐宋以来由重形象转向重意趣、由传神论转向写意观、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