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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费用思索 一、引言 经过三十多年的体制改革，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１９７８年以来我国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上升可以看出这点。无论是相对速度还是绝对速度，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其行政费用支出的增长率都是惊人的。有学者统计我国的行政费用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降低我国的行政费用就变得迫在眉睫。同时，这也是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给我们的启示。那么寻租和中国的行政费用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关于寻租理论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布坎南认为，寻求租金的活动直接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活动范围有关，同国有部门的相对规模有关。陆丁（１９９３）则认为，一项扭曲市场的政策要延续下去一般都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政策造成的扭曲要相当严重，从而形成一个维持这个政策的利益集团；二是该政策造成的寻租应当集中在少数寻租者手中而不易耗散。［１］寻租将导致政府官员会花一部分资源用于设租（通过创租或抽租的方式），寻租者如果发现寻租比生产投资更有利，他们也将花费大量的资源用于这方面。制度经济学研究表明，社会的资源配置由产权决定，便会形成寻利社会，由行政权决定时，就形成一种寻租的社会。布坎南认为，寻求租金的活动直接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范围和区域有关，同国有部门的相对规模有关。政府的特许、配额、许可证、批准、同意、特许权分配等都意味着由政府造成的任意的或人为的稀缺。这种稀缺意味着租金的潜在出现及其寻租活动。我国近年来大量出现的寻租现象以及相伴而生的腐败，是根源于我国在采取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以行政方式而非正式的法律形式对产权进行再分配。从这些年我国腐败现象的大量案例来看，寻租现象主要集中在四个点：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化的交汇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这四个点的含金量都比较高（何清涟，１９９８）。西方学者对“政府”或“公共组织”的运行规律、管理规模、绩效成本等方面的研究有很长的历史。Ｗｉｌｓｏｎ（１８８６）、阿曼可汗、Ｄｅｎｎｉｓ．Ｃ．Ｍｕｅｌｌｅｎ、戴维?奥斯本、刘润田、杜卓、高铁彬（２００１）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行政费用的内涵、分类、界定和影响因素，虽然理论界的这些研究成果无疑对研究我国行政费用提供了有意义的理论基础，但这些研究存在着很多的缺陷，一是对行政费用、行政成本的定义，甚至是名称都没有完全统一，对行政费用的划分比较模糊。二是对于影响行政费用的因素的论述过于简单，并且多用静态分析，缺乏必要的动态分析，而且系统性不强。没有明确提出政府行政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没有看到由于政府自身的支出扩张性，政府行政费用增长也有其客观性原因，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忽视了对不同性质的行政费用研究。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笔者发现研究寻租理论的学者很多，但中国行政费用分析的文章则相对较少，所以，笔者从寻租的视角去分析中国的行政费用问题，试着丰富目前关于行政费用的研究现状，所用的方法是构建一个监督者、政府官员和寻租者的三方动态博弈模型，来分析他们的策略和均衡。通过本文的分析，笔者发现寻租的存在将会使我国的行政费用大幅度上升，二者之间是高度相关的，而且两者之间有种自增强的趋势。 二、理论框架与模型分析 １．理论假设。 寻租活动产生的腐败问题以及委托人对寻租行为的监管，构成了一个三方博弈。涉及到的博弈主体有监督者———由人民选举产生政治家，监督者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客观上也实现了公众的利益；政府官员；寻租者———通过一定的手段获取公共权力所限制的资源的需求者。政治家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对寻租行为进行监管，并且对寻租活动的参与方进行惩罚。寻租者与政府官员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策略：寻租与不寻租；委托人也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策略：监督与不监督；监督的结果有两种：查出违规与未查出违规。假定寻租者在不寻租的情况下，通过市场渠道获得限制资源的价格为Ｖ，在一次权利交换中政府官员以价格Ｙ向寻租者出售该种资源，那么当Ｖ－Ｙ＝０时，我们说政府官员没有违规；当Ｖ－Ｙ＞０时，说明政府官员有收受贿赂等腐败行为存在，其中Ｖ－Ｙ为监督者损失，假定Ｅ为政府官员不腐败时的正常工资收入，Ｒ为政府官员受贿的腐败收入，Ｓ为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成本，Ｐｖ为代理人和寻租者进行寻租活动的概率；Ｐｃ为委托人进行监督稽查的概率；Ｐａ为委托人进行稽查且查证成功的概率。 ２．博弈模型构建及均衡结果分析。 在上述假设下，代理人、寻租者和委托人三方博弈模型如下表所示：（１）代理人和寻租者进行寻租活动均衡概率的分析。模型均衡表示代理人与寻租者将以最优概率Ｐｖ选择违规行为并获取相应的额外收益，如果代理人和寻租者选择以大于最优概率Ｐｖ的概率进行违规操作，那么委托人的最优选择就是监督，反之就是不监督；如果代理人和寻租者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