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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法意识的特点 本文 一、中国宪法意识的历史发展特征 中国宪法意识不是产生于中国本土,而是西风东渐的舶来品。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根本就没有作为近代宪法意识支柱因素的权利、平等、民主、自由的立锥之地,更谈不上中国社会能够自发地形成作为国家根本法律的近代宪法和宪法意识。中国宪法意识的外来性决定了它的非自觉性。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早已把对权力的崇拜和服从深深植根于广大民众的意识之中,因此,权利、平等、民主、自由的宪法意识必须从外界灌输。这就使得当今中国的普法任务相当繁重。为加强宪法知识的教育与普及,推动和促进中国宪法主体提高宪法意识,中国政府从1986年起,至今已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三个五年的普法工作,四五(21~25)普法亦在进行之中。今后,五五、六五、七五、八五等阶段性普法工作还将继续进行下去。这些启迪民众的大规模的宣传灌输,正是中国宪法意识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外来性和非自觉性在当代中国宪政实践中的必然反映。中国宪法和宪法意识的发展需要通过宪政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实践才能获得。我们知道,中国宪政真正较好的发展时期只是在1982年宪法颁布之后至今的二十多年;更确切地说,只是自1992年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迄今为止的十多年时间。如果说中国的宪政实践要想依靠自身具有的后发优势,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既注重吸收西方国家宪政发展的有益经验,又注重总结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严重教训,从而使中国的宪政实践步入良性轨道的话,那么,中国宪法意识的发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中国宪法意识的主体发展特征 1.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缺乏性对于法治社会的公民来说,权利意识是其首要的宪法意识。我国现行1982年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文,已由1954年宪法的14条,1975年宪法的2条,1978年宪法的12条增加到18条。2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还首次将人权概念写入宪法。但是,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普遍淡薄和缺乏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权利意识。权利是人的自然、社会、精神三大属性的要求与表现,与之相对应,人的生存权、平等权和人格权是人的三项基本权利。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却极大地歪曲了人的自然、社会和精神属性,从而导致这三项权利的缺失。生存权、平等权和人格权的缺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由于蔑视人的生理欲望,中国传统文化漠视人的生存权和正当的生理需求;由于把家族和家族扩大化的国家的权利视为至高无上,个人的各种权利均被家族、国家无偿剥夺,中国传统文化漠视个人的行动权和平等权;由于无视思想自由是社会个体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精神属性,中国传统文化扼杀人的思想言论自由权,因此缺少人格权的概念。其次,现行宪法缺乏有效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制度的规定。我国现行宪法虽然确认并宣告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从宪法的具体内容上来看,权利保障体制不具有可操作性。现行宪法没有规定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可行的救济手段,也没有规定具体的操作程序。当公民的基本权利遭到国家公权侵犯时,公民却不能通过宪法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寻求法律保护;同时,宪法也没有规定设置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这样,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就难以落实。[1](P29)最后,对现行宪法的普及和宣传远离人民的实际生活。国家对宪法的普及和宣传,往往停留在对宪法口号式、纲领式的宣传上。这样做的效果是,人人都知道宪法是根本大法,必须遵守,然而人们并不知道宪法和自己的生活、自身的利益有什么关系,其结果必然形成对宪法和权利的漠视。正如伯尔曼所说:除非人们觉得,那是他们的法律,否则,他们就不会尊重法律。[2](P6)只有当公民真正认识到宪法是他们权利的保障书时,他们才会尊重宪法,他们的权利意识才会增强。所以,我们的宣传应还原宪法首先作为法,作为人民权利保障书的本来面目,对宪法的普及也不应再仅仅停留在对宪法条文含义的讲解上,而应联系人民的实际生活,联系公民的切身利益来进行。2.党政权力意识的习惯固守性自党的十二大和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党和政府依法行政的宪法意识有所提高,然而,党政双方对自身权力的固守还深受高度一元化政治格局的习惯影响,即使到现在,地方党委还是习惯以自己的名义对民众发号施令。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往往不善于从宪法价值的角度出发,思考政策制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基础,而是从功利主义的思想出发,过多地考虑地方利益和现实需求,从而造成许多违宪、违法事件的产生。党政权力意识的习惯固守性是影响我国宪政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者认为,提高中国宪法主体的宪法意识,关键是要提高党政部门的宪法意识。党和政府应将宪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价值目标,而不应将宪法当做治理国家的工具、手段,在制定各项政策时,应以宪法为最高依据,遵从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为避免党政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