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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论文 有交流才能有发展，有发展必然会变异。所以，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固有的中国文化不可能不面临新的挑战。挑战之一是如何处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传承性。 这是几千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一个老问题，也是今后中外文化交流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新问题。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为使中国的新文化既包容现代性，又接纳好的传统，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模式。如“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新学为体，旧学为用”；“建设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新文化”；“中国文化的充分现代化”；“全盘西化”，等等。这些模式都试图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中找到一个科学而带有永恒色彩的不变的框架，但皆含有很强的主观因素。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新文化涌动，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无法去事先设定一个人为的范式。当强调“中学为体”的时候，往往会限制去吸收外来文化；当呼唤“全盘西化”的时候，又会忘掉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其实，中外文化的交流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能够交流的东西，自然可以融合在一起；还不具备融合在一起的文化，人为地去促进，也见不了多少成效。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从西方引进的共和国理论、多党政治等，费力可谓多矣，但中国不具有实行的社会条件，仍然以失败而告终。况且，文化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来创造的，也是由人去自由交流和选择的，让众多的民众去按一个范式去进行文化的交流和选择，只能是异想天开。因此，只有充分把握文化交流中的自由特征，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交流。以广阔的开放的胸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洋为中用，才合乎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划主次、定比例的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必然是一种误导。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必然会以开放的姿态去迎接未来文化；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文化也会逐步现代化。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自然要去处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自然要用现代的理念、现代的价值判断去重新解析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传承顺理成章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以实现。所以解决现代性与传承性的问题，应该以现代驾驭传承，最后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归宿。然而，真正科学地做到以开放促交流，以交流促现代化，以现代化促传承，非常困难。往往讲现代化时，就忽略了继承传统；弘扬民族传统时，又和文化的现代化对立起来。忽略了传统的继承，会导致对外来文化的不准确的选择；忘记了现代化，又可能出现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因而，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明确提出注意处理现代性和传承性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值得进行长期研究的。 挑战之二是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所谓文化的“世界性”，就是指文化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具体来讲，就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化要保持先进地位，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始终维持一种高势能的文化。这种世界性，没有文化的交流是无法实现和保持的，特别在世界已成为“地球村”的21世纪更是如此。所以，21世纪的中国文化，只有充分的世界性，才能具有时代性。从目前看，其中最主要的是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明清以来已经走过了近500年的路程，但仍然没有处理好。五四运动时期，不少高水平的思想家致力于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但多数人试图在中西文化上找到一个简单的公式，即西方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又如何，然后取长补短，自然就使两种文化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文化在这种结合中自然就具有了时代性。这种思维模式使他们苦思冥想，妄图用几个字或一两句话概括中西文化。如李大钊曾明确指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创造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1]这样的区分，似乎有道理，但只要仔细去推敲，则会发现许多漏洞，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进入了简单化的误区。因为，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宏大而驳杂，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了的。东方文化中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其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西方文化也能够找到很多实例，指出其消极的成分，说明其并非全是积极的。正确的思维应该是认真而全面地去研究东西方文化，以博大的胸怀去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在碰撞与融合中创造新文化。李大钊在《新青年》的一篇文章中讲得好：东西文化，“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于进化有益。”[2]中外文化在交流中新陈代谢，才可以使中国文化具备世界性。但实际运作起来相当困难。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突起的时候，知识界又在重复五四时期的旧思维，又花大力气去讨论东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