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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当代中国外交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提要】近年来，民族主义成为 研究 中国 外交政策的重要视角。海外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现阶段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是冷战后一个新的和负面的现象。本文试图就理解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本文将论证，自20世纪初以来，民族主义一直是 影响 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一个长期因素;而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已日渐温和;从那时起，一种积极民族主义已经建构起来。其积极性表现在：它采用国际化的战略，重视国际合作和全球 经济 一体化;它不再宣扬革命以推翻现状;它在设计和实现中华民族的自身抱负时能考虑并增进世界和地区的普遍福利。 【关键词】民族主义 中国 外交政策 文化主义 积极民族主义 近年来，民族主义成为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视角。一些中国学者开始运用这一概念 分析 中国外交政策，或为中国外交政策出谋划策; 在 英文 文献 中，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有关中国未来对外政策走向和各国应对之策的辩论。这些海外研究的一个共通主题是，现阶段中国民族主义的 发展 正在成为国际不安定的一个根源。塞缪尔·亨廷顿对于中国意图“洗涤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屈服于西方和日本的耻辱”感到担忧。 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 Ein和罗斯·门罗Ross Munro认为，“在民族主义者的情绪鼓动下，中国产生了一股从过去耻辱中恢复过来的渴望;并在单纯渴求国际影响力的鼓动下，中国正谋求在亚洲替代美国而成为该地区主导力量。”甚至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这位老资格的中国 问题 专家也不无忧虑地表示，“中国新的、毛之后的民族主义不仅对 台湾 的自治发出了挑战，并可能危及亚太地区的和平”。 尽管有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现阶段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是冷战后一个新的和负面的现象，本文试图就理解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本文将论证，自20世纪初以来，民族主义一直是影响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一个长期因素;而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已日渐温和;从那时起，一种积极民族主义已经建构起来，它既能够满足中国渴望民族复兴的愿望，又能增进世界的普遍福利。 一、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民族主义转折 对中国人而言，在看待和处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时，民族主义是一个新式概念。20世纪之前，中国人看待对外关系的依据是文化主义culturalism。随著“中国治下的和平”在19世纪受到西方列强的闯入而衰败，民族主义终于在20世纪破晓之时进入了中国人的思维当中，并且成为自那以后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动力。 1、传统文化主义眼中的对外关系 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和一些中国学者和 政治 家如梁启超、孙中山和冯友兰都将传统文化主义描述为20世纪前2000多年里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方式。 文化主义最重要的表现是，它在“我们”中国人和“他们”非中国人之间作了清晰的区分。冯友兰观察到：“中国人始终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的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但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 詹姆士·哈里森James Harrison也指出：“传统的中国人通常根据基于 历史 遗产与共同价值观所限定的‘文化主义’，而不是根据基于 现代 民族国家观念的民族主义来自我定位。” 从文化主义角度来看，中国人最主要的身份认同来自于对中国文化——即支配了中国人思维将近2000年的儒家思想——的接受。接受或不接受这一文化成为区分中国人华夏和非中国人或“夷狄”的标准。而且，文化主义并不认为中国人与“夷狄”之间的地理边界是静止的和固定不变的。一俟“夷狄”接受了中国文化，他们就成为了中国人，反过来也是如此。 在区分中国人与“夷狄”关系时，文化主义采用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普世主义天下主义观，将中国视为等级化世界体系的中心。由于具有在这一体系中最发达的文化，中国不认为其他实体具有和中国同等的地位。中国是这个体系的中心，而中国的皇帝即天子有权受天命而统治天下。 这一等级体系的最好表现是从汉朝开始出现的朝贡体系。 同时，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主义优先关注文化意义上的华夷秩序，而非民族间或国家间关系。在“我们”中国人与“其他”非中国人之间的区别首先是文化上的，文化间关系构成了华夷秩序的本质。在这个世界里，中国并不认为自己是所有国家之间简单的一员，而认为自己是和那些没有开化的蛮夷生活在一起的唯一文明的和有教养的共同体。中国与他们的关系之一是促使他们接受普适的中国文化并使之发生转化，而促使他们发生转化的主要手段是道德示范，尽管有时也使用武力。 这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