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思维历史起点.docVIP

乡村建设思维历史起点 ２０世纪初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已经隐含着城乡利益分化所形成的结构性冲突。中国乡村社会问题也开始萌生，尽管它距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还尚需时日，但我们仍可从有限的篇章中体察到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乡村建设理论认识的发端和萌动。２０世纪初，在西方开埠通商政策的有力冲击和中国的有识之士“以商敌商”思想的推动下，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最终为“重商”政策所替代。在近代中国思潮的起伏波动中，重商主义的倡导与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冲突在所难免，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之争。虽然论争双方并未有全面系统的理论论著发表，但我们却可从散见于《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上的言论窥见一斑，略得其要。在这场持续时间较长的思想争论中，以农业问题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论探讨逐步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论题，并由此成为整个２０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理论问题研究的滥觞。 晚清重商主义思潮的兴起使传统中国重农国策深受冲击，加之清末商部的成立、商会的兴盛，终使社会发展的重心和国策偏移于“工商”一途。因此，重视农业发展，强调以农为本，就成为２０世纪初关注中国乡村问题的有识之士“不合时宜”的理论思考。当然，思想或理论的价值，向来不以入时与否为唯一评判标准，它所潜存的长远的学术指向性和理论引导性，才是富有启示意义的社会财富。对此，我们需要历史的眼光和卓识的远见。早在１９０１年，张之洞等人即在《江楚两制军条陈农政折》中指出：“中国以农立国，盖以中国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于农最宜，故汉人有天下大利必归农之说，夫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运。”①１９０２年，湖北巡抚等人分别指出：“农桑为立政之经，衣食乃养民之具。”②“农桑为立政之本，衣食乃养民之具。”③１９０４年《申报》刊载《广蚕桑以兴利说》一文，作者亦认为，“中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自古以来，以农立国，上之取给于民与夫民间之一切日用，无不仰赖于农”④，因此主张“广蚕桑以兴利”。１９０６年，《美国之重农主义》一文的译者亦认为：“夫中国者，农国也，乃士夫之议论，徒趋重于工商，可谓失其本矣，要而言之，一国之人当知本国之地理。中国以大陆国，宜立国于农，乃美国之比，非英与日本岛国之比，奈何浮慕他人而袭其皮毛乎？”⑤１９０７年，直隶省农会会长在一篇演说词中，再次强调了农业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夫吾国自庚子议款，骤失巨额，世人始注重实业。然补救稍迟，路矿之权利既失而不可复收，工商又非可猝致兴盛，惟农业则吾国固有之物，且属内政完全无缺，依生计学论，土地则广漠也，佣值则低减也。”⑥中华民国成立伊始，财政部长陈锦涛即在一篇呈文中阐述了农林在国家强盛中的重要地位：“窃维立国之道，以民为本，养民之法，惟食为天。 旷观古今，纵览宇宙，国势之强弱，商业之盛衰，恒视乎农业之兴废以为准。是以古圣教民首言足食，列强富国，先重农林。”⑦关注中国农业改良和发展问题的有识之士并没有将讨论仅仅限制在业缘方面单向度地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而是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了如何发挥农业基础性地位的问题。发展农业，振兴农村，不仅要尽地力、济贫困，而且要修农政。早在１９０１年罗振玉就提出“农政要领约为九端”，即“设农官”、“考农事”、“奖垦荒”、“励农学”、“兴林利”、“兴牧利”、“兴海利”、“兴制造”、“立赛会”⑧。同年，张之洞等人亦强调：“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⑨１９１２年，《农业促进会缘起》一文亦认为：“粤稽史籍，横览环球，未有农政不修，而工商能臻发达，国族能跻强盛者也。”瑏瑠要修农政，就需要培养大批农业人才，因此，兴农学也就必不可少了。张之洞等人在奏折中指出：“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瑏瑡《兴农学议》一文也认为：“故今日中国欲行西法，以通西学为根本，而兴农学尤为中国根本中之根本”，并将开学堂作为兴农学的要点之一瑏瑢。罗振玉则指出：“凡百事业，悉本于学，而中国农学，失之已久，宜多立学堂以造育之。”瑏瑣此外，兴农会也成为有识之士思考问题的一个着眼点。如１９０４年，举人侯殿英即依据商部的奏折提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会之设，固尤为第一要务”，并拟具《山东农会试办章程》３２条，“此会宗旨在开民之智，聚民之力，通民之情，以期振农务，为致富致强之本”①。除围绕农业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之外，时人对其他乡村问题亦有一定的思考，如有文章专门讨论了设乡官问题：“然则为之奈何？曰惟有仍复古时乡官之制而已。其法一邑之地宜分城与乡为二。乡之所萃者为农。今议专设一明农之官。凡沟渠之宜疏浚也，田亩之宜稽查也，树木之宜栽植也，鸡彘之宜畜养也，蚕桑之宜推广也，蔬果之宜讲求也。各随其土性所合，人情所需，为之劝导，为之督责”②。显然，能够超越具体的农事改良，真正从时代高度提出理论问题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