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报道广播电视论文.docVIP

事件报道广播电视论文 一、“蛊惑与教唆”框架 在传统的集体行为理论中，集体行为和行动(包括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他们参与集体行为，是受到蛊惑或教唆。显然这种认知从表面上看符合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并且符合政府官员的利益，更符合我国官方对政治稳定的考量，这使得我国政府官员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和解释形成了思维定势。与此同时，我国媒体体制具有特殊性，即我国媒体属于国有事业单位，各级媒体由各级党委领导，由政府管理。因此，政府的思维定势就自然成了新闻媒体的报道模式，这样使得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对所有的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的报道都如出一辙，都是“少数不法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引发的”。有人把这种报道方式归结起来就是:群众总是“不明真相”的;游行总是“非法聚集”的;闹事总是“别有用心”的;上级总是“光荣正确”的;③“情绪都是煽动的，真相都是不明的，群众都是一小撮的”④。在此语境下，广播电视媒体对发泄型群体性事件报道自然也逃脱不了这一认知框架的桎梏，如2008年瓮安事件，6月29日贵州卫视的《贵州新闻联播》便是以这一框架进行报道的:“当天下午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