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共文化内卷化困境及对策.docVIP

乡村公共文化内卷化困境及对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管理民主”的发展要求。“乡村”替代以往“农村”的提法，开始从产业角度转向空间角度审视乡村，同时强调乡村空间有别于城市空间，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遵循自身的发展逻辑［１］，为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搭建了新的平台。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目标。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很多文献非常关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弱化形成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问题［２］。乡村公共空间是村民集体记忆的共同载体，也是区域文化和社会规则的载体［３］。乡村公共空间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对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４］。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公共空间强势植入、城市文化霸权、主题偏向和公共性缺失等问题［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也需要重视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６］，强化乡村文化地标在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的作用［７］。通过重建乡村居民的公共生活［８］，还可构建起一种多元、有序的乡村公共伦理价值，规范乡村居民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９］，为乡村文化有序发展和规模化建设创造条件［１０］。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还应注重公共空间的修复［１１］，这就涉及到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物理空间重构问题。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乡村公共文化活动日渐式微［１２］，满足现代文化需求的公共空间被边缘化［１３］，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已经或者正在被切碎，公共文化空间不同程度的弱化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１４］，改变乡村文化发展空间的存在样态就成为当务之急。其中，乡村社区文化是农民日常生活所共同享有的处境化经验及其价值规范［１５］，包括了知识、信仰、道德、习俗以及群体成员在交往中习得的能力和习惯等，发展乡村文化必须与这些本真文化整合在一起，才能够拓展乡村文化的发展空间。有关乡村文化发展的上述文献主要集中在文化产品供给的体制机制困境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等方面，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样态的区域化精准配置以及发展空间的重构等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较大欠缺。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居民对乡村文化的发展样态具有异质化、丰富化需求，这就需要对乡村公共文化的区域性需求进行针对性分析。总体上看，乡村公共文化发展存在两种方式，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输入型的发展样态，即在行政管控下配置基础设施、投放发展资金、输入专业人才、兴办文化项目、开展文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文化振兴，但外来的文化资源与本土发展要求间耦合程度较差；二是基于乡村既有文化资源发展起来的文化样态，虽然符合了本土文化发展要求，但存在底子薄、资源少、后劲差和政治内卷化问题，禁锢的思维方式和狭窄的视野严重阻碍了乡村文化实体经济的发展，很难发挥牵引力的作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在于“落细、落小、落实”，“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策略，尤其要做到努力方向与服务对象的需求一致。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内生性动力与外生性动力的作用方式，弄清楚乡村文化发展进程中内生性动力的内卷化问题。打破内卷化的低水平循环链条，对于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振兴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实践中的内卷化困境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由于服务内容的供需脱节，建设过程中重“植入”轻“培育”，文化建设的项目化运作又让乡村文化染上了厚重的商业色彩，文化建设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纯的行政行为，乡村居民的呼应度不高。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执行主体缺位、承接主体缺位、组织主体缺位以及参与主体缺位问题十分严重。文化服务“一阵风”：乡村文化建设在数量上不能增长，在质量上不能得到提升，乡村文化发展出现内卷化困境。（一）文化服务机制偏差导致乡村文化发展停步１．文化服务供给侧与需求侧脱节弱化了文化阵地的功能。文化阵地是在政府支撑下围绕“五大文化建设工程”兴建的农家书屋、文化设施、文化中心、有线广播、电子阅览室、文化信息库等，让村民更方便地通过多种渠道接受文化资源和选择文化产品。乡村文化振兴战略采取了多种方式文化惠农，但制度上的乡村文化与实践上的乡村文化相左，在文化产品供给的“最后一公里”不能与乡村居民的需求间进行无缝对接，文化产品的结构、文化资源的层次不能满足村民的多元化需求。政府行政力量的文化发展具有的“高效率”与来自乡村居民的较低“点赞”呼声之间形成较大反差，“名实不符”问题的存在造成文化资源浪费。在公共文化资源的供给侧仍然缺乏脚力、眼力、心力、耳力，存在“走不到、看不见、想不全、听不清”等责任心不到位问题，不能将文化的潜在需求演变为现实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人口从农业产业析出向城市迁移也是优质人力资源和文化需求主体的迁移，严重影响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乡村公共文化发展是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下自上而下进行的资源配置，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将文化惠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