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整治的难点与策略研究.docVIP

乡村整治的难点与策略研究 关于农民上访的既有学术梳理 农民上访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在现有维稳思维下处理农民上访事件不但激化了基层政府与农民的矛盾，而且也催生了以上访为生的新的上访群体。而学界对农民上访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权利”、“抗争”、“利益”等标签下，将农民上访看做是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通常将政府置于农民的对立面。通过对当前学界对农民上访问题研究的梳理，发现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维权抗争的研究范式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李连江、欧博文认为农民上访作为一种“依法抗争”行为，是“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在这种政治活动中，农民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害。通过对农民上访行为的分析，他们还进一步推论出，以上访为主的维权行为可能有助于农民权利意识的形成，从而实现从农民到公民的转变，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4］。他们将农民上访看做是农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并借助中央的权威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于建嵘通过对湖南农民上访活动的考察，认为抗争者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农民作为解决问题的主体，将基层政府作为诉求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和“公民权利”的政治性抗争［5］。他在“依法抗争”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法抗争”的解释框架［6］。斯科特在对东南亚农民起义的研究中指出，农民对剥削的定义不是在意剥削者从自己手中拿走了多少，而是以给自己留下多少来作为评判标准，并根据农民的习俗而提出了“生存伦理”这一概念，只要不对农民的生产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他们将不会起来反抗［7］。在“依法抗争”的范式引导下，不少学者提出了“以身抗争”、“以理抗争”、“以利抗争”等新的研究观点。董海军通过对塘镇几个案例的研究，提出了“依势博弈”的解释框架，试图整合学界流行的关于农民上访的“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关于农民利益博弈和维权抗争的抗争理论，突破传统的研究中关于利益博弈主体强势与弱势的简单两分法定义，并进一步提出了“作为武器的弱者”等新概念用于解释农民上访行为［8］。维权抗争者在“依法抗争”失效时，会使用其他策略和利用其他资源进行抗争，不少农民抓住基层政府怕出事的心态而不断进行上访，试图通过社会压力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9］。在当前的农村，尽管维权型上访依然存在，但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长期的上访产生了一些以上访为生的农民;谋利型上访的凸显，不仅改变离开农民上访的行为结构，而且极为深刻的影响着基层上访治理的状况和逻辑［10］。不论是“依法抗争”还是“以法抗争”，农民上访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两者均以国家法律政策作为抗争的手段，只是后者更加强调上访的组织性，特别是行动中的政治性。应星从草根动员的角度出发，他发现草根行动者所进行的草根动员，使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而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维权行动中的“合法性困境”的障碍［11］。吴毅从学理性方面来分析农民上访，利用“权力—利益结构网”来解读农民维权的困境，他认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难以形成，从场域而非结构的角度看，可能更加直接来源于乡村社会生活中既存的各种“权力—利益结构网”的阻碍［12］。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的控制力下降，国家为了达到控制治理乡村基层代理人、消灭“赢利性经纪人”的目的，同步推行乡镇机构改革，试图推动基层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13］。乡镇机构改革后，乡镇政权由原来的汲取型政权向“悬浮型政权”的转变，出现了乡镇财政的“空壳化”和乡镇政府的“空壳化”，基层政权成为有名无权也无钱的“悬浮”政府［14］。基层政府权威弱化使得国家对乡村控制减弱，使得治理资源丧失，农民上访的出现即是乡村治理弱化的一种结果，同时，农民缺乏政治参与的渠道，不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随着社会发展，农村也经历了极大的变化，并且产生新的利益主体，乡村社会结构也出现新态势。张厚安、徐勇从农民的习惯出发，指出农民缺乏制度化参与的习惯，进而导致非制度化参与大量增多［15］。农民上访问题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种后果，它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更不是西方理论下的民主政治参与，而是在社会转型中农民由于利益受损所引起的，在制度化表达无效的情况下的政治参与。 阳镇的上访事件及其影响 阳镇位于四川北部地区，距离县城仅有15公里路程，兰渝线从该镇穿过，在修建铁路时，因为拆迁等遗留问题，致使该镇近年来的上访事件上升。阳镇属于传统农业区，粮食产量不高，水田的产量在900斤水稻/亩，旱地作物(如玉米)大都在800斤/亩，乡镇的财政收入较少，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上级拨款。在没有财政的情况下，阳镇在治理乡村中大多数时候起着“上传下达”的中间作用。兰渝铁路规划时，当地村民试图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