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叙事与现代革命分离.docVIP

乡村叙事与现代革命分离 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创作于1943年。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命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扩大为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主要以革命救亡为主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赵树理以一对青年农民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为题材的《小二黑结婚》显然远离了时代主题。因此，当1943年《小二黑结婚》出版后，尽管在读者中的反响空前热烈，但文艺界的同行却敏感地发现了小说与时代主题的疏离。“在《新化日报》(华北版)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批评道：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写男女恋爱，有什么意义。””当时，赵树理仅是出于“问题小说”的立场，为配合边区《妨害婚姻治罪法》写作，并非像文学史所定论的是他“实践了毛泽东文艺方向的结果，是毛泽东同志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他没有自觉接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也无意将其写成文艺“方向”的范本。 通过细读《小二黑结婚》，其叙事立场与政治权力话语的差距也十分明显。在赵树理所处的时代，中国欲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民则被看作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和建立国家的主体。在民族危机中，政治权力话语对他们进行现代政治启蒙显得异常迫切，农村叙事便具有了特殊意义。如何展开农村叙事?由于民族独立与国家现代化的渴望，导致国家话语对农村进行现代政治启蒙的“焦点始终是革命人的理想化与革命的理想化”[3]。“中国农村革命究竟是一场传统性质的革命，还是现代性的革命，农民问题是一块重要的试金石。”。所谓“现代”是人造出来的，现代本质的实现也只能通过人的成长来完成。现代农村叙事话语必须打破中国农民的千年传统梦想，组织起崭新的农民本质，组织出真正的新人。而《小二黑结婚》中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无疑离这一要求较远。这篇小说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在男女主人公身上存在着古代才子佳人痕迹，故事深层更暗合才子佳人程式，是现代版的才子佳人故事’。 这个模式有一定程式：首先是郎才女貌；其次，他们的爱情是私自定下的，不属于包办婚姻，还受到父母反对；再次，他们的爱情往往有“小人”破坏，但最后因得到贵人相助而获得大团圆结局。小二黑“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6，而且长得帅气，符合“郎才”模式，小芹则明显属于“女貌”模式。二诸葛和三仙姑显然是代表封建势力的父母，金旺兄弟则属于“小人”，而区长的干预则是扮演了“贵人”的角色。小二黑和小芹的恋爱遭受到的阻碍之所以得到解决，多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在他们身上并没有新型革命农民的理想化特征。 同时，现代农村叙事话语必须完成革命的理想化，即赋予革命以合法性，论证从传统的农村到现代革命是历史前进的标志。《小二黑结婚》也没能充分论证这一点。他的小说有两大主题，即农村封建落后意识与基层政权问题，前者造就了农民的愚昧，后者直接损害了农民的现实物质利益。对于前者，由于赵树理长期在农村生活，对此司空见惯，他熟知二诸葛的“神课”代表了一种农民的旧意识形态；对三仙姑的前后转变虽有嘲讽，但更多的是批评她违反了为人妻、为人母的日常家庭伦理。对农村的封建落后意识问题，赵树理没有把它提升到阶级对立面的高度批判，而是以善意的嘲讽、促人自醒的温和态度讲述。至于金旺兄弟与小二黑和小芹之间的迫害、反迫害斗争，也是民间社会善与恶的道德较量。《小二黑结婚》诙谐、幽默的叙述近乎把革命讲述成才子佳人的传奇、善与恶的道德较量。作品运用的是民间道德伦理谱系，表现的是民间通俗活泼、热闹的审美旨趣，而非革命的现代性叙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获得了国家话语如此高的评价呢?这与当时的抗战背景有关。赵树理的小说缺乏革命的现代性叙述，可他利用民间通俗的文艺形式，在反对封建意识形态方面与20世纪40年代的主流话语非常合拍。他的创作与主流话语尽管在革命性方面有着细微的差异，但不影响反封建的时代意识。战争文化环境所造成的相对宽容的话语氛围，主流话语对革命阵线的广泛性要求，延安讲话对文艺大众化形式的强调等，使赵树理的小说在当时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也遮蔽了其话语立场与主流意识的错位。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热烈向往是现代文学观念产生与发展的基本依据，“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最先以启蒙和救亡打开了缺口，可以说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到了1938年，毛泽东有了建构一种新型文学的构想，并将其初步概括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这种新型文学命名为“工农兵文学”，它实际上是毛泽东为新中国构建的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同步的新兴文学。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之所以获得了国家话语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