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增值对出口贸易的约束.docVIP

人民币增值对出口贸易的约束 一、前言 作为世界主要贸易出口国之一，我国凭借廉价劳动力的相对优势，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特征占领全球出口市场，国内外汇储备及贸易顺差不断上升，并引起发达国家及各国利益集团一致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面对发达国家的压力和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中国于2005年7月21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使人民币汇率升值了2．1%。此后，人民币受到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仍在不断升值。鉴于出口贸易作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亦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业界的广泛研究兴趣。传统国际经济学主张汇率是影响一国出口的重要解释变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贬值会提高本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增加其出口。例如，Junz和Rhomberg(1973)、Wilson和Takacs(1979)使用固定汇率时期数据，Bahmani－Oskooee和Kara(2003)使用浮动汇率数据，分别发现汇率贬值刺激发达国家出口贸易的增加。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固定汇率制度崩溃，汇率波动已成为常态，其带来的汇率风险可能阻碍出口贸易的发展。探讨汇率风险与出口贸易关系的理论与实证文献，出现了或正或负不一致的结论。理论上，Ethier(1970)认为风险规避(risk－averse)的出口厂商，为防止汇率风险所造成的成本过高，或是根本不可能规避汇率风险所带来的出口利润不确定性风险，因此会降低出口。DeGrauwe(1988)则认为出口厂商面对汇率风险，为抵消潜在的出口利润损失而可能增加出口。Broll和Eckwert(1999)则从出口选择权的观点出发，认为汇率波动风险增加可提高出口选择权的价值，进而增加出口。实证方面，Pozo(1992)对英国的实证分析指出，汇率风险减少英国对美国的实际出口额;Arize(1995)发现美国、欧洲及G7工业国等国家出口显现负的汇率风险效果;Weliwita等(1999)证实汇率风险负面冲击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然而，Asseery和Peel(1991)的研究显示，除了英国外，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及德国等国的汇率风险显著正向影响出口贸易。Kroner和Lastraps(1993)发现汇率波动与法国、德国及日本的出口贸易存在正向关系，但对美国及英国的出口存在负向冲击。国内也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任永菊(2003)指出，我国进口中近82%的比例为经过加工后复出口，而人民币升值不仅有利于我国的进口，也有利于复出口。韩螈(2007)基于脉冲响应函数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影响的分析，发现人民币升值并没有使出口减少。范金等(2004)计算得出我国的长期出口弹性为－0．86，人民币升值使出口商品价格上升额幅度大于出口商品数量减少的幅度，从而增加出口总额。张军和李君君(2010)基于中美贸易数据，发现汇率波动负向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实际出口额。可见，对人民币升值这一相同问题的分析，学者得出的结论不同。一般来说，不同的样本期间、变量选择及研究方法等均可能导致实证结果不同。而现有的国内外文献均为从汇率变动的角度出发探讨汇率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尚未有评估汇率变动及其风险对出口冲击净效果的研究。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使用双变量GARCH－M模型(Bollerslev，1990;Engle和Kroner，1995)，实证分析汇率变动及其波动风险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方法、模型设定及目的，不同于现有的出口贸易实证文献。例如，Abeysinghe和Yeok(1998)、Bahmani－Oskooee和Kara(2003)等采用协整分析，探讨出口与汇率的长期关系，并利用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出口变动与汇率贬值间短期调整过程;Lee(1994)基于短期调整的观点，建立纳入协整及误差修正项的VECGARCH模型。但这些研究忽略了汇率风险波动的影响，进而可能高估汇率贬值对出口的影响。Arize等(2000，2003)及张军和李君君(2010)等均采用汇率的动态标准差代表汇率风险，这种做法可能存在逻辑不一致的问题，如使用标准差表示风险是基于同方差(homoskedasticity)假定，而事实上汇率风险可能存在异方差(heteroskedasticity)现象。本文使用GARCH模型汇率方差方程估计的随时间变动汇率风险，考虑到异方差现象，从而可避免上述缺点。另外，Pozo(1992)、Weliwita等(1999)、Fang和Lai(2003)先利用单变量GARCH模型估计汇率风险，再代入出口均值方程以估计汇率风险效果。事实上，此两阶段(two－step)估计过程降低了模型估计效率，而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