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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漆器中雕刻手法的发展与应用 在八千年漆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技法可以说是其中一个非常有活力的部分。技法的发展又受到工具、制漆技术等其他工艺的影响，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技法。在青铜器生产十分发达的商代，受青铜工艺影响出现了最早具有浮雕效果的漆器。1973年在河北省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中发现了饰有饕餮纹、雷纹、夔纹等图案，这些纹饰大部分采用雕刻后髹漆，有的还镶嵌有绿松石，呈现出美丽的浮雕效果，这些残片是商代最为精美的漆工艺。 漆器中的雕刻手法可分为装饰部分和造型部分。由于战国时期进入了铁器时代，冶铁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同时，也为工艺美术提供了先进的工具，推动工艺美术技法的发展。漆器在战国时期大部分为木胎，铁制工具使漆器胎体在造型上有了更多可发挥的空间。在装饰方面，战国时期开创了针刻技法;汉代出现了堆漆（以前学术界认为雕漆起源于唐代，但在上海博物馆“千文万华——中国历代漆器艺术展”中，一件“剔犀云纹圆盒”被认为是汉代至三国时期的器物）;自隋唐彩塑兴盛以来，漆线雕便应用于佛像装饰;元代雕漆盛行并延续到清代;清代脱胎漆器开创了印锦工艺。在造型方面，战国时期出现了雕刻与彩绘相结合的形式，如镇墓兽乐器动物形食用器等;南北朝时期纻胎佛像兴盛;宋代花瓣形漆器;清代脱胎漆器在造型表现上更为多样。 一、起源 从出土的漆器残片和器物可知，漆器以食用器为主。在距今七千多年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朱漆木碗，到稍晚一些的遗址中出土的漆器，大都为食用器。漆器相对于青铜器，用于制作食用器有着天然的优势。青铜器在使用过程中会被氧化，在食用中带有金属的腥味，但是漆器在使用时隔绝水分、无味、具有防腐抑菌的效果。从残片和器物的装饰效果上来看，雕刻描绘的饕餮纹、雷纹、夔纹和镶嵌绿松石，漆器纹样的表现效果与青铜器十分相似。可以说，漆器正是通过借鉴青铜器的纹样和效果使自身得以发展。 战国冶铁技术的提高，使漆器在装饰手法和造型上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在装饰手法上，针刻技法的出现打破了漆器装饰图案原本单一的彩绘手法。铁器的发展，使雕刻工具更为锋利，浮雕图案更为精细、清晰，打破了单一层次的雕刻，出现了多层次、叠加式的浮雕效果。如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彩绘瑟纹饰正是彩雕和彩绘的手法表现：瑟尾彩雕，自尾岳左侧，雕以饕餮为主体的纹饰，饕餮鼻、目清晰;饕餮纹上复又浮雕着大小不等的龙、蛇躯体，正中两龙对峙，两边各有七条小蛇，将四个栓琴、弦的木枘环绕其间。在造型表现上，出现大量的动物造型，如荆州雨台山427号墓出土的彩绘木雕鸳鸯形漆豆，盖与盘以子母口相扣合，内呈椭圆形，外作静睡的鸳鸯状，即鸳鸯作盘颈侧视、双翅收合、蜷爪、尾略上翘状。其头、身、翅、脚、尾等均系浅浮雕，雕工精细，形象逼真。1987年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彩绘凤鸟双连杯全黑做成凤鸟负双杯状。前端为头颈，后端为尾翼，中间并列两个桶形杯，凤鸟的双翼雕刻在两杯前部，展开似在飞翔，鸟头微昂，鸟头、颈、身、尾遍刻象征羽毛的鳞状纹出，两杯底外侧各接一雏鸟形足，鸟双翅上展，双足蜷曲，作飞翔状。此物将美好寓意和实用性完美融合，体现出古人的设计高度和深度。从战国时期出土的漆器能看出漆器的使用类型更为丰富，乐器、家具、兵器等都大量运用了雕刻手法，而且不论是装饰还是造型雕刻技艺，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漆器逐渐呈现轻、薄、保温、耐腐等特点，比青铜器更为实用。战国以后随着传统礼制的崩溃，许多青铜器被漆器所取代，这是战国时代乃至秦汉漆器工艺获得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发展 汉代在针刻的基础上加以金粉装饰，开创了戗金工艺，其效果与青铜器上的金银错工艺相似。针刻技法所表现出来的线条、纹样细如游丝，以云气、仙人、异兽等图案为主，线条纤细飘逸。同时出现了最早的堆漆工艺，堆漆是利用漆粘稠不易展开的特性，以表现物体的立体感，呈现出浅浮雕的效果，堆漆手法一般与线描相结合以表现装饰的图案效果。在马王堆一号汉墓中黑地彩绘棺描绘的神怪，其眼、牙、爪和肌肉有着明显的突出，使神怪的形象更加真实、富有装饰感。剔犀云纹圆盒，盒上的一些纹饰和工艺与汉代漆器的特征极为相似，盒子的边上云纹与汉代云纹十分相似，盖上的云纹又呈现出如意云纹的原始状态。此盒剔犀工艺与后代完全采用刀刻不同，而是采用雕刻加打磨的手法。汉代漆器鼎盛，在装饰手法上沿袭了战国时期的手法，同时对漆工艺又有所创新，对后来各个时期漆工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纻胎造像广泛运用于“行佛”，推动了漆工艺的发展。唐代陶瓷窑厂众多，金银器深受上层社会热捧，漆器逐渐被取代。但是在佛教中纻胎造像依然流行，漆线雕的出现丰富了佛像的装饰，一直流傳至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特定的政治经济形成特定的哲学文学思想，影响着工艺审美的要求和发展。宋代的人文审美和理学思想直接影响着漆工艺甚至整个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