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作家智力积累.docVIP

传记作家智力积累 一个作家要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必须建立起一定的智力结构(这里的智力结构并不只是几个方面或领域的知识的简单累加，而是由知识、经验、感受、能力、思维方式等基本构成)，或者说相应的智力结构是作家完成创作的必要条件。各类文体的作家不仅应该拥有共同的知识结构和基本能力，而且还应该根据有关文体写作的需要建立起相应的智力结构。作为传记文学作家，特别是给现当代文学家撰写传记的作家要顺利地创作完成写作，还应该建立起自己的智力结构。传记文学作家的智力结构是由传记文学的特性所决定的。同理，以文学家为传主的传记作家，所建立的智力结构应该与文学家传记的特性相适应。对于传记文学的基本特性，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传记文学是以文学的方式(叙述、描写和抒情等)叙述个人的历史，因而它既具有文学性，又具有历史性。这样，就一般的传记文学而言，其作家的智力结构应该着力于文学方面、历史方面和学术方面的建构。要赋予传记以文学性，传记作家就应该具备审美创造能力。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传记作家既要善于捕捉传主的生活细节并展示出来，又要善于叙述传主的传奇式的起伏跌宕的人生，还要善于驾驭语言，赋予语言以浓郁的诗意。传记文学固然以叙述传主的人生为己任，但是它与学术论著和通常的历史著作的叙述不同。如果说学术论著和通常的历史著作对人的叙述着眼于宏观，那么传记文学则是从微观出发，以小见大，以微观见宏观。因而，当传记作品走向文学领域的时候，细节捕捉与描写必然受到极大的重视。《田汉传》作者董健先生就非常准确地捕捉了田汉做梦的细节。1916年8月的一天，田汉离开祖国前往日本访学。在直航神户的“八幡丸”上，他做了一个“美丽的噩梦”。 董健先生所写的这个细节在这本传记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梦竟然以隐喻的形式几乎分毫不差地应验着田汉后来几十年的人生。这个细节在书中多次出现，就像是田汉人生中挥之不去的符咒一直笼罩着他的命运。一般的传记文学作家都非常注重细节的描写，以吸引读者，但是真正像董健先生这样善于抓住与传主命运相连的细节描写却不多见。传记文学的细节描写不仅在于令传主形象丰满，赋予作品以强大的艺术魅力，而且在于有力地表现传主的性格和精神世界，与传主的命运联系紧密。因此，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家应该具备善于捕捉这样细节的能力。传记文学固然需要以细节表现传主的性格、精神世界和一生命运，但是这只是微观上的，而从传记文学的性质来看，它所表现的是传主的几十年人生(有些传记文学所写的可能不是传主的一生，而是一个人生片断)宏观历史，必须对传主的人生(或所选定的人生片断)作整体上的把握，这就需要作家善于结构作品，根据传主的人生起伏与命运周折来精心设计叙事。在大部分传记作家那里，对于传主的叙述往往按照时间的顺序从传主的出生叙述到他去世，后面至多再叙述人们对传主的悼念、缅怀以及追忆。但是也有作家打破这样模式化的叙述结构，以自己对传主人生的理解和认识来结构叙事，从而表现出他的叙述创新努力。韩石山的《徐志摩传》对现代诗人徐志摩的叙述打破了从生到死的叙述常规，以“家庭”、“本传”和“交游”三个方面展开叙述，从而让读者从不同的侧面去认识传主，领悟传主的人生。周良沛在写作《丁玲传》［3］时同样显示出他的创造性和独特性，《丁玲传》由“辩诬书”和“安魂曲”两部分构成。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传记前一部分的“辩诬书”所叙述的不是传主的人生开端，而是传主人生由辉煌转向苦难的转捩点。周良沛在该传的《后记》中没有谈他如此结构作品的理由，但是我们可以从阅读中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他以“辩诬书”开头突出的是传主人生大转折。进入50年代，传主丁玲与陈企霞被打成“反党集团”，意味着她“政治生命完了”［3］(P566)，由此传记作家在50年代的现实与30年代的历史之间穿行，寻求传主精神历程与命运起伏的内在逻辑。《丁玲传》的后一部分《安魂曲》承接《辩诬书》叙述丁玲政治生命“死了”进而跳到29年后传主物质生命的终结，继而叙述传主政治死刑后精神上的迷惘、困惑和痛苦。周良沛在《丁玲传》的结构构思上确实从宏观上准确地把握了传主的精神演变与命运波折，显示出他在传记结构上高超的技能。传记文学的文学特性决定了其语言必须文学化，那么传记文学作家应该具备驾驭语言的能力，特别是语言文学化的能力。所谓语言文学化，是指倾注着作家激情并且赋予语言以形象化从而使语言洋溢着浓郁的诗意。传记文学语言虽然并不完全必须文学化，但是在描写和叙事时还是需要文学化。有才华的作家总是让其传记作品的语言诗意盎然。《李敖评传》［4］的作者陈才生虽然不是专业作家，但是他的传记语言显示出他的语言天赋:60年来，在这方曾被梁任公称之为“伤心之地”的小岛，他(指传主李敖———引者注)从惨绿少年到玩世青年，从文坛慧星到“人民公敌”，从论战英雄到黑狱重囚，从“笑傲江湖”到竞选“总统”，从颠覆“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