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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法制文化研究 一、中国传统法制文化的基本内核 中国的传统法制文化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下，诞生了一批思想家，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儒墨道法四家。儒家倡导“仁爱”，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无为”，法家倡导“依法治国”。但由于诸侯间的频繁战争而使思想活跃度一时冷却，那些较为先进的思想，如“兼爱”、“非攻”等被扼杀在摇篮里。后大秦帝国统一诸侯国，中央集权制的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旋律。高度集权的君主制，使权力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民众的诉求心理无法得到满足。权力的过度集中是加速秦国灭亡的原因之一，这是传统法制文化的弊端。汉唐时期，国家进入繁荣阶段，但在法制建设方面，却没有与时俱进。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在依法治国方面只是将儒家的思想进行“翻版”，倡导“崇儒尚法”的思想，其实质依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法制的推行围绕着君主展开。宋元时期，法制思想似乎有些标新立异。经济与政治的不对称使法制有着畸形化的发展。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对于民众的思想控制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女子需缠足，民众毫无自由可言，事事受限，谨小慎微，以免招来灾祸。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法制文化建设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基本内核”可归纳如下:(一)君主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审判权和行政权集中于君主一人身上，仅凭个人好恶决定审判的结果。权力的过分集中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政治权力渗入到法律中，使得法律处于飘摇的状态。(二)重内圣而轻他律。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仁政”的思想深入人心，而“仁政”的实现，需要建立在“性本善”的基础上，而“性本善”只是一种思想假设，人性本善或本恶，无法界定。因“内圣外王”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也就注定了“仁政”思想的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贤明的君主制显得尤为重要，可过分依赖“人治”，又会导致诸多问题。(三)重实体而轻程序。封建社会“法治”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法律的制定与执行都是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主。统治阶级看重的是实际的利益，而不是获得利益的过程。虽然倡导“仁政”，但在实行的过程中，基本上是围绕统治阶级展开的，对于程序原则，置若罔闻。 二、中国传统法制文化的合理内核 在对“基本内核”的论述中，会看到传统法制文化的消极面。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的传统法制文化没有可取之处?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仍然蕴含着智慧的结晶。对于法治中国的推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德治思想。德治思想发源于西周，由孔子创立，孟子发展，荀子是集大成者，基本形成“为政以德”、“施仁政、得民心”的德治思想体系。而“施仁政、得民心”恰好体现了当代“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从侧面反映出“无德”是很危险的，会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失去民众支持，动摇根基。德治思想讲究以人为本，强调个人的素质。公民个人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社会的和长足发展与稳定有序，同样统治阶级个人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换位思考，考虑民众的心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德治是对人权的一种主观肯定。所以，应时刻关注“社会的人”和“人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二)集体本位思想。集体本位思想起源于西周的宗法制度。经过儒家学者的不断改善和发展，逐渐成熟。孔子对“忠、孝”进行阐述，提出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在孔子的基础上，孟子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思想。但从整体来看，集体本位思想将权利和义务连接在一起，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三)无诉讼的调节模式。“无讼”论的奠定人和创始人仍然是孔子。他曾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可见，孔子追求的是一种秩序稳定的状态。“无讼”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更多的体现在对道德的追求上，但这也凸显出它对价值的一种追求。正是由于对“无讼”的追求，我国法律中，特别是民事诉讼都会以调解为主。所以，传统的“无讼”思想对调解制度的形成和改善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赵迪，于国一．论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及模式选择［J］．企业导报，2015(20):92－92． ［2］胡华，汪开明．论中国传统法制文化的“基本内核”与“合理内核”［J］．巢湖学院学报，2010，12(4):25－28． ［3］谢水顺．论中国法制史教学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作用［J］．教育观察，2014(10):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