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文化的遗存表现论析.docVIP

传统政治文化的遗存表现论析 一、人治模式与贤者治国理想的遗存 为政在人、君子执政是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模式。作为传统社会官方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说中，始终强调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而且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官僚制层级体系来维持这种政治模式。《尚书》中便有“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周书立政》）的记载。儒学宗师孔子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主张“举贤才”（《论语子路》），并提出了“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论语述而》）的选贤标准。后世的思想家纷纷对贤者治国的原则和模式进行论证和设计。如孟子提出君主“身正而天下归之”，认为君主的品质是天下治理的关键，“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荀子提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荀子君道》），汉代刘向讲“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也；知而不用，二不祥也；用而不任，三不祥也”（《说苑君道》）。司马光讲“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学者待顾问，有政术者为守长，有勇略者为将帅，明於礼者典礼，明於法者主法，下至医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职”（《司马温公文集御臣》）。传统社会养成了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这种传统直至今日都在左右着人们的价值意识，诱导和规范着大众的行为选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法治意识的缺失。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强调德与礼，强调当权者的个人修养和社会伦理规范。法只是刑罚的一种表现，且不说先秦法家诸子所说的法的最终指向是有利于君权的君主政治，就算在儒家“宽猛相济”、“杂用王霸”的治国政策中，“猛”、“霸”始终处于次要位置，只是“宽”、“王”的补充。长久以来，造就了社会法治意识的普遍淡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熟人社会”的概念，其典型话语是背景和关系。［2］这种重人情、轻规则的人情社会滋生着亲情、友情、乡情面纱掩饰下的一种腐败，既是法治理念缺失的表现，也对法治权威起着消解作用。例如，部分公共权力的掌有者，将自己的意志置于法律之上，将公共权力转化为个人权威，将自己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当作谋私利的工具，存在种种以言废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的现象。这是法治精神缺失的普遍表现。这也是为何邓小平强调要确保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P146﹚。第二，普遍的清官期盼意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张贤人政治，向往明君贤臣、明君在位、君臣遇合。如孔子讲“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其弟子讲“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孟子讲“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荀子讲“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荀子君子》）；二程则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河南程氏文集》卷五），等等。在思想家们的论证与倡导之下，处于这种政治体系中的大众形成了对贤人政治的深切向往。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向往逐渐演变为社会大众在政治心态上普遍的清官期盼，这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层内涵之一，在当前也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一些影视和文学作品常常热衷于塑造包青天式的清官形象，媒体也经常报道某些问题解决的原因是“某某领导的亲自批示与过问”。事情的解决离不了领导的亲自过问，这足以说明法的权威没有树立起来，人们只能诉诸领导的个人权威。老百姓已经习惯于把希望寄托于清官的出现，习惯了以某种特权来对付另一种特权。人们对于清官所寄予的希望越大，就越说明法治意识与法治权威的缺失。 二、官本位与权力至上意识的遗存 在“王权支配社会”①的传统社会中，权力对经济利益和其他社会资源的支配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随着历史的演进，严密的权力等级划分及与之有关的特权成为政治传统和政治习惯。这种政治权力支配经济利益的现实，引导着社会中的人纷纷趋于官场，社会各个阶层向官僚制君主政治靠拢。“在君主政治时代，在政治权力私有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介入体制，分享权力是获取利益的捷径。”［1］﹙P275﹚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诸方面面貌都发生了重大转型，然而，作为传统社会绝症的“官本位”意识的流毒丝毫没有减弱，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有很深的影响。第一，争夺入仕取向日益激烈。在整个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意识观念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并得到广泛的渲染，孔子提出的“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可以说是读书做官思想的最初表达。就传统社会的社会流动看，汉代以后下层读书人开始大量入政，“汉代以降，读书做官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无论是达官贵人，骚人墨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