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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视域下的大学德育论文 一、大学德育的使命：厉行四“为” 德育使命是指“在德育工作中所承担的具有方向性和战略性的任务,是决定德育工作发展的核心指南,是国家和社会德育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根本任务”。大学德育使命较之中小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层次上，中小学主要以“洒扫、应对、进退”等礼仪规范为基本内容，而大学之道，则“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庸?大学》）；朱熹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二者之区别，“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甚焉者，他在《小学辑说》中强调二者具有不同层次的要求，“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由此可见，小学重视形而下的行为规范和日常操守，旨在品德的养成教育，而大学则偏向于形而上的意义生成和价值认同，以提升人的德行为鹄的。不同于中小学德育的奠基任务，大学德育应高瞻远瞩，以一种“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卦》）的姿态去肩挑伟大使命，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英雄气概，即引导社会建立一套以仁、义、礼等道德伦理为内核的精神价值系统；教导民众自觉选择其命运方向从而确立生活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恪守笃实的学术理想，为先贤往哲继承和弘扬中断学统；坚定为天下后世开拓太平基业的政治理想。“横渠四句”言简意宏，不仅强化内容的经度，涵盖了社会担当、生命追求、学术愿景、政治理想，还拓宽内容的纬度，递进式地涉及个人、民众、社会、国家、世界，这与“三不朽论”交相辉映，大学德育应当厉行四“为”，直面“立德、立功、立言”的社会担当，去完成亘古不变的历史使命。 二、大学德育的信念：必有四“得” 目的性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教育作为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它的内在就包含了超越性。”人们在接受大学德育之前，心中往往有所期待，这种期待建立在对自身变化的前瞻预测基础之上，人们希望通过德育使现在的“实然的我”转变为将来的“应然的我”，从而实现自我超越与自我升华。《易经?蒙卦》中有“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揭示了心诚则灵的道理。因此，大学生要始终抱有“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道德经?第七十九章》）的信念，心中常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观念；要始终坚信“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道德经?第二十三章》）的哲理，心中常怀“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能动性期待；要始终恪守“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的至理，心中常怀“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坚毅愿望。康德说过“，道德是配享幸福和自由的权力”。所以，“不应该把道德看成是目的的本身，而应看成是通向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德福一致的认同是人们追求道德、践行道德的重要推动力。得道，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理解为“得到”，诚所谓“德者，得也”。孔子在《中庸》里说道：“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真正德行伟大的人必定得到高位，必定得到厚禄，必定得到名声，必定得到长寿。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德得相通”或“德福一致”的思想，无形之中增强了“道德”的亲和力与吸引力，自然也增加了人们遵守道德的心理倾向。故而，大学德育要让学生深刻理解道德不仅仅是利他的，而且是“利己”与“利人”的统一，有大德必享“四得”，这样才能让学生亲近道德，践行道德。 三、大学德育的境界：持经达变 道德是有境界的。“没有深度的教育，不会真正震撼人的灵魂”，大学德育因其对象、目的、内容等因素的特殊性更应该追求一定的高度，正如王国维所言，“有境界者自成高格”。因此，大学德育在境界定位上要明白“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的道理，只有笃信且领悟玄妙深邃的不变之经，方能智圆行方、旁通四达。“持经达变”是《易经》的核心思想之一，其内涵为“持不变之经，达万变之易”，时代更迭，“经”字也往往用“常”、“方”、“道”等字互训，总体而言，“道”（即“经”）包括四个层次：本体论上的“道”———道者，万物之奥；秩序、规律之“道”———阴阳、刚柔、仁义；政治主张与思想体系意义上的“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规范意义上的”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社会体系语境之下的“经”。社会中的“不变之经”有两套体系，一是以法律为基础的秩序法则和行为规范，我们称之为“明线”；一是以道德为基础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标准，我们称之为“暗线”，前者是确保安身立命的底线准绳，后者则是为学进道的心中标尺。谈及到境界问题，论述的重心自然放在秩序、规律之“道”上，“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庸?第一章》）说明了持续性是“道”的一大本质特征，所以孔子才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老子则从反面警示不守“道”的后果，“不知常，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