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现场勘查责任机制.docVIP

传统现场勘查责任机制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刑事司法程序也闪耀着人权保障、公平正义的时代光芒。但是，刑事司法实践仍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整体水平欠佳、地区差异较大的刑事司法力量难以高效地惩治犯罪，“冤假错案”似乎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有限刑事司法资源在刑事错案上靡费益多。“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们在媒体舆论中不时出现，“冤假错案”拷问着中国刑事司法体系的权威和公正。刑事错案有着特定的生存空问。特定时期的犯罪行为人反侦查能力、司法人员认知能力、证据调查能力、犯罪现场条件、法律规则、时限规定等，甚至还有刑事司法人员偏私枉法的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刑事司法活动偏离正道：或刑求逼供、或湮灭证据、或错捕人犯、或事实重构谬误，铸成错案。为了防治形形色色的刑事错案，中国当前正致力于提升刑事司法人员素质、优化刑事司法组织体制，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体制，希望以此有效治理刑事错案。在其他法治先行国家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立法者和司法者开始考虑做一系列的改变，这些改变包括：审判改革、提高司法过程的精确性和建立声称无辜者的调查委员会。”②在古代中国，虽然法律并没有以刑事错案治理为中心进行独立篇章的制度设计，也没有形成以刑事错案治理为核心的系统体制。但是，当我们透过纷繁的律法典籍、冤假错案的治理实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刑事错案治理法文化逻辑主线——针对刑事司法人员、当事人等的不同对象治理相结合，预防与惩戒相结合，并贯穿于主体适格、如实控告、及时侦审、依法调查、严惩违制等一系列刑事错案治理机制中。在传统中国犯罪现场勘查领域中，错案治理的法文化逻辑体现得最为全面，它具体化为一系列机制，保障了证据收集、嫌疑人缉捕、犯罪事实重构、罪责裁判等侦审活动的正确方向。 一、传统现场勘查机制脉络 中国刑事司法人员较早地摆脱了对神明裁判的盲目依赖，很早就关注犯罪现场所留之“形迹”。“对于神明裁判的衰退。学者们给予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神明裁判的衰退与证据事实有关，这种转变意味着发现案件事实的任务从神明向凡人移交。”传统中国刑事司法活动较早地重视到“凡人”的“形迹”。进而，有官员提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认为现场勘验检查乃是整个案件“死生出入之权舆，直枉屈伸之机括”。②现场勘查一直是中国传统侦查措施中至为重要的证据采集手段，也是最为重要的综合性侦查措施。要求官吏在犯罪现场勘查必须做到迅速及时、客观真实、细致全面，并且在现场勘查活动中做到权力节制。虽然，这些规则难以避免所有的刑事错案，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冤假错案”的泛滥。 (一)封建社会早期现场勘查机制早在秦时，刑事司法人员就已经关注到勘查行为的及时性和全面性，并遵循“先静后动”的勘查规律。即使从现代现场勘查技术角度来看，它们也具有相当科学性，有效地防止了勘查人员对犯罪现场各种证据可能造成的损害，降低了错案发生几率。睡虎地秦墓竹简所留存的几则现场勘查记录——“爰书”为我们完整地再现了秦时的现场勘查活动，其中，“经死”爰书最为典型，兹以此为例进行分析：第一，重视勘查的及时性。接到“自经”案情报告以后，主管官员“即”派遣“史、牢隶臣”“抵尸所”，前往犯罪现场进行勘验诊察。到达现场以后，刑事司法人员对尸体、场所、人身、物品展开勘验、检查，以了解犯罪现场真实情况，防止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③第二，勘查关注证据获取的全面性。“众所周知，侦破杀人案件是一种资源密集型的侦查活动。”④命案现场勘查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刑事司法资源，需要对现场证据进行细致全面的收集，该爰书反映了这一刑事司法资源消耗的过程。通过对犯罪现场的实地勘查，司法官吏主要对以下痕迹和物证进行提取：工具痕迹，如“刃疳”、“刃央”、“穴壤”、“臬索道”等刀、剑、凿、绳等痕迹；人身痕迹，如“污血”、“瘢”、残损肢体、“矢弱(溺)”、“手迹”、“膝迹”和“足迹”等，还包括“布禅襦”和“綦履”等各种物证。@第三，勘查遵循“先静后动”的科学规律。该爰书较为清晰地反映了现场勘查的一般规则：“先静后动”，即先进行静态勘查，再进行动态勘查。在对“自经死”现场的实地勘查过程中，先不解开绳索，尸体仍悬挂原处，不变动任何现场物证，对之进行仔细勘查，查明悬挂的处所、绳索、结套方式、支点。接着，“解索”，对尸体进行翻检查探，并扩大现场勘查的范围，对现场周围进行踏勘搜索。@在勘查过程中，先外围、后中心，先环境、后尸体，对于“自经”死尸及其悬吊场所进行细致勘查。 (二)封建社会中后期现场勘查机制在宋以后的现场勘查过程中，法律对勘查要求越来越严格：不但对刑事司法官吏等勘查参与人提出了严格要求，而且对踏勘步骤和细节要求更加细致。《洗冤集录》中的相关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的范本：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