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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制度与农村金融论文 一、农村信用制度与农村金融创新 按照信息经济学的观点，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任何一个决策者的大多数选择总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的，最有效的市场应该是完全理性的市场，而完全理性市场是建立在决策者行为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基础上的。很显然，这种完全理性市场是不存在的。面对不完全的信息和不完全的理性，每一个决策者都不可避免地或大或小的承担着信用风险，既然信用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选择就只能是正确并充分地估计和测算它的影响和损失，以求得风险的有效防范和化解。信用包括信用意识和信用能力，无论是信用意识，还是信用能力，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都需要交易对手去分析辨别，这是市场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信用制度的核心作用，就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用风险。面对农村资金需求呈现的分散性、周期长、不易监督等特点，农村信用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契约主体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和权利主体，有选择交易对象的自由，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进行价值比较、追求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在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程中，金融机构的商业化体制改革要求其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判断其经营行为，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这是无可厚非的。涉农金融机构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其整体看仍是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独立法人，面对高度分散经营的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其交易成本极高，加上担保、保险缺失，贷款利率还无法完全实现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也就无法补偿其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当涉农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不能享受政府的特别关照时，面对巨大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其支农积极性如何可以预见。因此，只有建立完善的农村信用制度，充分发挥其评价功能，挖掘其价值发现和信用工具创造功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增加“三农”领域对金融机构和其他社会资金的吸引力，有效增加农村金融资金供给，才能有效推动农村金融创新，进而解决农村贷款难题，否则纯粹靠行政行为或有限的财政奖励或贴息政策，很难真正解决农村融资难题，更难以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信用制度是整个社会信用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钟献兵、潘华(2004)认为，建设社会信用制度，需要清晰产权以增强信用制度的内部力量，加强法制建设和利益机制以强化信用机制的外部制约，再辅之以道德教育和信用宣传，加强对信用中介机构的扶持和管理。魏文静(2011)认为，信用制度作为约束人们信用交易活动及其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由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部分构成;正式约束主要有信用的法律法规、信用管理制度等，非正式约束主要有传统道德方面的信用观念、习俗和习惯等，实施机制主要有信用监督、约束和奖惩制等;这三方面的有机结合与统一才构成完整的信用制度框架。虽然目前大部份研究对信用制度表述不同，但基本框架趋于一致，即都强调需要建立信用监督机制、信用管理机制，加强社会道德教育，培育信用中介机构。 二、农村金融创新与农业产业化 农村金融创新滞后的直接原因是农村信用制度安排的缺失，根本原因还在于农业发展方式粗放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基于农村信用制度推动农村金融创新，除了通过完善信用制度为金融创新提供制度保障外，更核心的功能在于通过信用制度的契约安排，充分运用信用制度的价值发现和信用工具创造功能，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进而形成经济与金融的互促发展。从农业生产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尽管学术界对农业产业化的看法仍未完全统一，但大多数学者均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要求农、工、贸、科一体化和规模化经营，农户、企业、合作组织等各经济主体集合资源结成共赢的利益主体，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整合成一个产业系统(程志强，2012)。不难看出，农业产业化实际上是关于产业链联接的系列契约结合，而其具体的经营模式实际上是这些契约的表现形式，这些契约的缔结和可持续运转，离不开健全的农村信用制度保障。周立群、曹利群(2002)认为，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系列契约，可以分为要素契约和商品契约两类:要素契约表现为土地租赁企业先租用农户现有的土地使用权，再把依附于土地上的农民转变为产业化工人;商品契约则表现为订单农业，企业与农户签订合同，依照合同收购农产品，甚至包括产前、产中配套服务和规范标准。尽管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的农业产业化应该选择要素契约模式还是商品契约模式存在争论，但无论哪种模式，都要求构建一种产业链的联结，都需要在信用制度上作出安排，只是要素契约模式涉及密集的农地整合即农村土地流转，在我国现有土地制度安排下，对信用制度的依赖程度更高。自2002年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