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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课后服务循证评估研究 美国课后服务是一项儿童福利，具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政府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成熟的监督评价体系等特点。[1]据美国课后服务联盟（Afterschool Alliance）的调查，2014年，美国已有近1/3的家庭、约1020万儿童参与了课后服务；如果课后服务项目的资源足够，尚有1940万儿童希望参与。[2]2018年10月，美国进行的另一项全国性调查也发现，不分性别、种族、年龄、地区和党派，89%的受访者认为课后服务对他们的社区非常重要。[3]如何规范课后服务行业，评估各类服务项目的有效性，让学生与家长能有最大获益，是美国社会大众、各级政府、资本市场及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文章从课后服务循证评估(evidence-based evaluation)的角度切入，探讨美国课后服务循证评估的历史、类别、实施、重要结论及平台资源，并简要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美国课后服务循证评估的兴起 （一）课后服务行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美国课后服务的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881年玛丽亚·洛芙（Maria Love）创建的日托机构“菲奇托儿所”（Fitch Creche），其初衷是协助工作的父母解决学生放学后的托管问题。但早年的美国总体上更关注提升托管学生的数量，对托管质量的关注度相对低一些。到20世纪末期，美国母亲就业比率直线上升，从1955年的38%增加到1995年的76%；[4]得不到家庭照管的儿童，不得不暴露于美国城镇化所带来的更不稳定、更为复杂的社区环境。因此，课后服务的需求激增，1991年，全美仍只有320万儿童参加各类课后服务项目，到1997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达到670万。[5] 参与课后服务学生人数的激增引发了全美对服务质量的高度关注。事实上，美国课后服务项目的确鱼龙混杂，质量良莠不齐。既有源于1860年的“男孩女孩俱乐部”(Boys Girls Clubs)、建于1902年的“4-H”(Head, Heart, Hands, and Health)青少年组织等规模超大、投入超多的老牌课后服务项目，也有体量较小、创建时间不长但为数不少的私营机构。政府与社会大众均希望能对这些项目进行循证评估，通过科学的方式、以严谨的研究证据来检视课后服务项目的效果，指导相关政策的制定，决定财政资助的数量，最终协助家长与儿童选择并接受最好的课后服务。 （二）时代精神与社会需求的外部推动 循证评估不仅是美国课后服务行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整个时代精神与社会需求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将老人、小孩及贫穷人口纳入医疗保险，通过了“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这些计划的实施使美国的税负陡然加重，社会各界希望纳税人的每一分钱都能得到有效的利用，问责制、去专业化与循证实践理念应运而生。政府和社会大众对专家进行监督与问责，要求他们基于严格的证据进行实践：医生必须遵循证据治病，避免经验医疗与过度治疗；教师必须遵循证据进行有效教学，避免学生低效学习甚至受到源自教学的伤害。2002年，布什政府通过《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NCLB），强调教育一定要基于研究证据；2015年，奥巴马政府对NCLB进行了修订，颁布了《每个学生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 Act, ESSA），强调推动循证教育（evidence-based education），要求各州各地教育机构所进行的活动、策略或干预措施，都应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已被研究证实能有效促进学生发展的证据。[6] 课后服务作为广义教育的一种类型，同样受到循证教育理念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唯一赞助的课后服务项目——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项目（21stCentury Community Learning Centers, 21stCCLC），就是由重视循证教育的ESSA所授权的。政府每年会投入大量资金，近20年来基本上稳定在每年10亿美元左右，2019年资助的金额为12.22亿美元，高投入必然要求高产出，要对产出的成果进行科学评估。这在客观上带动了整个课后服务行业对质量评估的关注，政府与相关机构纷纷要求对课后服务项目进行循证评估，确保资金的有限投入能获得最大收益。 因此，从21世纪初至今，美国课后服务项目评估的数量迅速增多、类型逐渐细化、方法不断成熟，已经获得了一批较为一致的结论，建设了几个大型的循证评估平台。尽管与主流的学校教育相比，美国课后服务循证评估的数量与质量均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但它确实进行了一系列颇具启发意义的探索。 二、课后服务循证评估的类型与实施 （一）循证评估的类型 课后服务的循证评估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从评估进行的时机及目的来分，循证评估一般可分为形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