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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程砚秋的故事 一九四二年，程砚秋从上海黄金大戏院演毕回平，路经天津，又应天津中国大戏院之邀，演出三天。演毕，程砚秋让班社全体人马先回北平，自己留津数日看望老友才回到北平。那天程砚秋身着青布灰袍，头戴一顶深棕色土耳其式毡帽，下火车后走至出站口，有两个特务对程砚秋进行搜身，他们又将程砚秋带到一小房内，不问青红皂白，先就一拳打在程砚秋左耳，程砚秋厉声斥之曰“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要干什么?”他找到一跟柱子，立在柱前，以防后面受敌，便挥拳还击，将这两个特务打得狼狈不堪。特务一看非程砚秋的对手，恶狠狠地对程说“以后碰见再说”，程说“好，后会有期”，便整整衣冠出站。回家后发现手上金表遗失。次日左耳疼痛，后请耳鼻喉科专家徐荫详大夫治疗方愈。此事梨园界立刻传开，侯喜瑞听了，高兴地说“还是我们四弟有种，好样的，替我们出了口鸟气!”。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北平敌伪宪特突然搜查程宅，并将程砚秋带走。当晚程夫人即电话告知李锡之李锡之协助程砚秋管理一切事物，他是程砚秋三、四十年代最亲密之友人，当时李锡之任伪实业总署总务局长，李锡之托部下庶务科长朱泽良朱启今之子，朱又转托日本宪兵队嘱托吴泰勋东北军将领吴俊升之子，再托日寇充信的杨跃东向日本宪兵队长三浦保释，才得以免受牢狱之灾。此后不久，程砚秋便谢绝舞台，衔恨归隐西山，弃伶为农，置身于青龙桥畔。 程砚秋步入舞台艺术巅峰之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中国的领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接着日本侵略者逐步向华北侵蚀，此时国民党政府却采取不抵抗政策。面对国土沦陷，程砚秋满腔义愤，即借《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创作出京剧新戏《亡蜀鉴》，以表达绝不卖国求荣，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思想。此剧一经公演即获得巨大成功，引起观众强烈共鸣。 北平沦陷期间，日本人为了笼络人心，常常拉拢胁迫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学者、艺术家出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日本人多次邀请程砚秋参加亲日活动，每一次面对这样的邀请，程砚秋都坚决拒绝。一次，日本人指使梨园公会邀请程砚秋为日本捐献飞机进行“义演”，程砚秋义愤填膺，他说：“叫我们中国人演戏，得来的钱他们拿去买飞机炸弹，再来杀害我们中国同胞，决不能做这种助敌为虐、屠杀自己同胞、没有人性的罪恶勾当。”程砚秋坚决辞演。恼羞成怒的日本人撕去伪善的面纱，开始对程砚秋处处刁难，不准电台播放程砚秋的唱片，日伪特务寻机对程砚秋进行报复。程砚秋宁死不从，最终他下定决心以“停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停演”就意味着程砚秋要舍弃眷恋的舞台，舍弃优裕的生活，舍弃丰厚的票房收入，但是这些都没有动摇程砚秋坚决不为侵略者服务的决心。“停演”后的程砚秋离开了喧嚣的市区，来到了北京西山的青龙桥，开始了务农生活。他住的是土屋茅舍，吃的是粗茶淡饭。每天和农民一道下地种田。在北京市档案馆珍藏着程砚秋“停演”后在青龙桥务农的照片，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程砚秋一手牵毛驴，一手拿农具。此时的程砚秋虽然身处艰苦的环境中，但是避开了日伪特务的威逼，他的脸上流露出平和温暖的笑容。 程砚秋归隐两年，1945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他满怀胜利的喜悦在北平广播电台做广播演说，愤怒控诉日寇在华的种种罪行，因此，我宁死不从，他们只好在电台上不准播放我的唱片......”程砚秋讲的慷慨激昂，听者痛快。 程砚秋又重登舞台，首先应辽、吉、黑复员协进会北平分会资助东北义民还乡义演，又为赈济广西水灾义演，后做营业演出。一九四六年秋末，应上海天蟾舞台之邀，赴沪公演，与谭富英、叶盛兰合作，盛极一时，大饱沪上程迷耳福。宋庆龄先生那时曾派中福会基金干事江兆菊拜访程砚秋，请他为该会募集基金，程砚秋说“这是我应该做的”，爽快地答应了。因此，宋庆龄先生在上海住宅中接见了程砚秋。他又在上海，与田汉、黄佐临成为朋友。不久，程砚秋又目睹国民党之黑暗腐败，感到非常失望，乃再度归隐北平青龙桥，力田自谴。 感谢您的阅读，祝您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