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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圣焉得真孔子？ ——兼与李零先生商榷（三） 孙秀昌 一、弘道者的境界自觉与在世弘道的处境感 孔子所践行的 “仁道”对人来说并不是外在于人的某种静态化的理境或某种实体化的信 仰，而是在人的当下即是的生命践履中显现着的那种趣之弥高的真切而虚灵的圣境。 离开人 的生命践履， “仁”不能自存， “圣”不能自显， “道”也不能自在，这一生命化（而非知识 化或道理化）的智慧，被孔子经典地表述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 “弘”，动词， “弘大”、“推扩”之谓，它与孔子所谓“为仁由己” （《论语?颜渊》）中的 “为”以及“文，行，忠，信”中的“行” ，均意指人的生命践履。我们看到，孔子不厌其 详地将“道”置于“人”的“弘” 、“为”、“行”之下来予以理会，已可明显见出他对人在提 撕“仁”根、 弘大 “仁”道的过程中的那份自觉与主动的期待。我们同时看到，人的 “弘道” 自始就是在人的生命存在的两个向度—— “非对待性”向度与 “对待性” 向度——上展开的 （参见黄克剑： 《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 ，线装书局 2006 年，第 26-28 页）。 就人在人生的“非对待性”向度上的“弘道”而言，它集中地体现为弘道者的道德的自我完 善、心灵的自我督责、人格的自我提升、境界的自我超越。想要做到这一点，弘道者只须诉 诸心灵的反观自照， 并不受制于变迁中的外部生存境遇的支配。孔子所谓“为仁由己” 、“我 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说的就是这层意思。然而，弘道者作为“能动”而“受 动”的社会历史存在物， 他的生命践履既然总须伸展于他同外部生存境遇构成的诸种关系 之中，那些变迁中生存境遇也便对弘道者构成了不可回避也不应去回避的外部制约。 鉴于此， 如果说“为仁由己”强调的是弘道者在自己身上“力行”仁道而无所待的话，那么弘道者在 经验世界中由自觉而觉他的“弘道” ，就会受到“时”与“势”等外界境域的制约而有所待 了。 对孔子这位致力于在世“弘道” 的儒门先师来说， 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就是，他绝不 会满足于体现于自身的“为仁由己” ；进而言之，他还要带着那一先觉觉后觉的天职观念弘 道于天下（世界） 。既然要弘道于天下，就要有待于天下的诸种关系所构成的外界境遇；只 要对外界境域有所待，那外界境域就有可能对弘道者带来某种难以测度的“势” ，那难以测 度的“势”也就有可能使弘道者产生“时”不遇的处境感与“命”意识。特别是生死抉择的 时刻，那变幻莫测的“时”与“势”会把弘道者置于“临界处境” （雅斯贝斯语）之下，就 此考量出他的生命强度、厚度与高度。 正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前文 （《去圣焉得真孔子（二） 》）开始处提到的第二个问题， 此即：如何领悟以弘大“圣人”之道（仁道）自任的孔子在现实中的真实处境以及由此而展 现出来的生命气象。李零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他（孔子——引者注）很栖皇，也很 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丧家狗——我读〈论语〉 》，山西 人民出版社 2007 年，自序第 2 页） 二、孔子的“理想无所遇”与精神有所托 “丧家狗”是李零先生用来喻指孔子在弘道过程中的真实处境的一个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