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投资及权益的取得和让渡.docVIP

农户投资及权益的取得和让渡 中国曾以占世界约8%的可耕地养活了全球1/4乃至1/3的人口，在18世纪以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农业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这其中除了技术、市场等因素外，制度是根本性的原因。发掘和总结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经验不仅有助于形成源自我国本土的原创性学术贡献、有助于当下的改革实践，也有助于从更长远的视野和更细致的层面凝聚中国特色。 一、问题的提出 制度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重要议题，二者的关系在农业经济领域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农地制度与农业投资的关系方面。在已有的研究中，主流观点注意到农地产权的稳定性对投资的重要影响，[1]1进而在政策主张上指向农地的产权制度改革，要求稳定农民与土地的产权关系（具体来说，有从使用权方面入手，也有从所有权方面考虑。）（一）制度与投资的关系。农地产权固然是影响农户投资①的重要因素，却并非唯一重要的变量，二者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已有实证研究存在着将农地产权（在我国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下多数指向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稳定与农户投资简单对应的倾向，从而忽略了产权背后更为实质的原因。农地产权的稳定性与农户投资之间即使有因果关系，也只是一种较为表层的关系。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制度对投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投资者的预期来实现的。理性的投资者只有得到稳定的预期收益（回报），才能做出长期投资的决策。合理的制度带来稳定的预期，进而造就长期投资。而制度的“工具箱”里远非只有产权这一项，通过其他方式也能实现预期的稳定。因此，在讨论农户投资的影响因素时，如只看到农地产权这一项，显然是有局限的。暂且抛开实用的政策取向及意识形态的价值偏见，至少在学理上探讨影响投资的不同制度因素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农地制度和租佃关系有助于拓展想象空间和开启新的思路。[2]（二）产权与投资的关系。在关于产权与投资的关系讨论中，学界也存在着一种倾向，即主要关注土地的长期静态稳定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对中国农地制度的投资效应的研究，重点几乎都落在使用权的稳定性对投资的影响上。[3]7我们认为，从产权角度思考和讨论问题，仅仅意识到土地的产权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工本的产权；仅仅关注地权的保障也是不够的，还必须讨论工本的保障；不仅应该看到产权的静态稳定性对长期投资的促进作用，还须在动态交易过程中讨论产权与投资的关系。在只有数十年改革经验的当下农村，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的确有其难度和局限，但中国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农地流转经验却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厚“土壤”和广阔“原野”。梳理中国历史上的农地经营与地权关系可知，制度的安排远不止产权这一项，在影响农户的长期投资方面还存在其他制度因素。除了稳定的产权外，其他合约安排也能达至使农户尽力长期投资的目的。这些不同的合约制度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二、理论逻辑 （一）工本投入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人为变量。决定农业生产及农业收成状况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天、地、人。前两者是“给定的”“不可控的”，虽然某种意义上可以“改良”、可以“缓解”，但从根本上来说，人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只有人的能动性比较大，这就是一种投入，包括人工投入和资本投入。因此，工本投入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人为变量。按照以往常用的“三要素”来说，资本、劳动与土地是并列的三种生产要素，它们分别由不同的主体提供。但在传统农业社会，工本投入常常是很难区分的。除了一些基本水利设施和主要劳动工具需要专门投资外，农田基本建设及土壤的改良主要靠的是劳工投入（当然这种劳工投入有时会伴随着有机肥料的实施，因而常用“工本”示意）。甚至雇工经营的地主往往也主要是投资于购买雇工的劳动力——通过劳动力的投入，土壤开垦翻松、有机肥生成并使用、基本水利设施（沟、堀）建设等得以实现。从这个角度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不一致的原因：从理论上看，由地主雇佣工人经营与由劳动力拥有者租入土地耕作，其生产效果和收益是一样的；但在历史实践中，却常常是劳动力拥有者租入土地耕作的租佃制占优势。[4]151传统农业经营的投入中工本所占最多，沈镜贤在《东草堂笔记》中估计到，用于土地的灌溉、粪雍等费用要占全年田间收入的1/4或1/3。清末民初的陶煦在其《租核》一书中，将自己经营农场雇工耕田的费用与收入按照正常状况做过估算，结果如下：（二）在一定保障激励下农民才愿意积极投资。农户投资与其他投资不同的地方在于，其投资的效果不一定在当期完全显现。也就是说，改3良土壤是一项长期投资，其收益将在未来若干期实现。这就要求有一定的机制保障原投资者的利益。如果土地的产权一直归投资者所有，便不会存在相应问题，因为投资收益无论在当期还是在未来的任何时刻均由投资者即地权的拥有者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