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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机制优化研究 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当前农业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两大突出问题已经成为农业绿色发展的瓶颈。究其原委，在于现行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机制不合理，致使投资主体权责不明晰、决策不合理、社会资金投资积极性不高，制约着农业生态产品供给数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应遵循“划分事权—分类投资—科学决策—保障收益—创新融资方式”的路径，以促进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关键词：绿色发展；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投资机制；生态产品 我国用仅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这是世界农业发展史上的奇迹。在这伟大成就的背后，除了改革开放所释放的红利，还有以石油农业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做出的较大贡献,但粗放型农业的弊端随时代发展也日益突出。目前我国化肥、农药的有效利用率平均在35%左右，低于欧美国家的50%～60%①；每年产生的畜禽粪污约38亿吨，其中有近40%未有效处理和利用②；此外，还存在农作物秸秆、工业废弃物以及生活垃圾不合理处置的情况。这些因素导致农业面源污染、土壤肥力下降，农业发展面临不可持续的困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总结过去发展的经验教训，首次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并将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要求。［1］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坚持绿色发展，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针对农业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农业面源污染加剧的严峻形势，本文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提出加强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优化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决策机制、激励保障机制及融资机制，从而提高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和质量，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资源基础和环境基础。 一、绿色发展与农业生态资本投资 “绿色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它给被工业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破坏的国家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式——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指以绿色经济增长方式为手段，以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新模式。绿色发展强调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以及生态系统的共生性，即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将生态资源和环境要素与资本、技术、劳动等传统要素一起纳入到经济增长函数，既重视生态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包含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加大对生态资本的投入的含义。［2］绿色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与生态福利。在我国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约束趋紧的大背景下，选择绿色发展正当其时。农业是依靠光合作用以及生物体活动机能并结合人类劳动来获得所需要的物质产品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过程就是生态环境质量要素和资源要素的投入、转化和产出的过程，即农业生产需要不断消耗农业生态资本。同时，农业还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原料，即其他产业发展也需要消耗农业生态资本。而农业生态资本积累分为自然积累和人为投资两种途径，自然积累通常是一个常量，当经济发展对农业生态资本的消耗不断增加，超过农业生态系统自然再生产能力时，就需要加大人为投资力度。［3］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是指依托农业生态系统，通过对农业领域的生态资源进行一定的投入，以改善农业生态资源质量及数量，并且这种改善最终表现为农业生态资本存量增加的投资行为。政府在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中起主导作用，农业企业以及农户是重要的投资主体。农业绿色发展强调农业生态系统、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共生性，它是将农业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作为重要支柱，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强调保护和修复农业生态环境对于农业持续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应有之意，也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绿色发展视角下的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机制困境 （一）投资主体事权划分不合理。我国现有环境保护法规以及中央文件都明确农业以及农村生态资源保护是各级政府的应尽职责，但各级政府应具体承担怎样的责任，农业生态保护事权该如何在中央、省、市、县、乡间划分，缺乏明确规定，造成责任主体不明。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涉及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农业生态资源保护等多方面，关系复杂。现行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土壤污染修复、农村改厕等专项投资主要由各相应主管部门负责，连带其他部门进行推动和管理，结果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可否认，专项投资的针对性强，可以针对相关污染或生态破坏严重的地区进行迅速有效的控制，但农业生态系统是个复杂的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专项投资不能适应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治理效率较低。而综合性的农业生态资本投资项目则由于受到现行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投资效果也往往大打折扣。例如，面源污染防治的资金被划分到农业、林业、畜牧、水产、水利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