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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传输德育思想路径 大学历史课程承担着向大学生传授历史知识的重任。史实是客观的，历史课程往往意味着对史实的传输与复述。但是，大学历史课程不能简单地满足于知识的传授，也应该成为大学德育思想的重要载体，使大学生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放眼世界，鉴古知今，从而更加珍惜现实，热爱生活。古今中外的史学思想也都体现了这种既尊重史实、又不拘泥于史实的现实主义思想。 中国古代的史学思想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说文解字》日：“历，过也。”“史，记事也。从右持中，中，正也。”大意为历史就是记录过去的事件，记录历史要保持中正。但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的特殊性却使先人的历史观很早就突破了客观记事的意识。 首先，古代学科体系尚不健全，造成文史界限不清，文史著作一起承担着记载当时几乎所有文明成果的重任。中国古代历史著作和史学论述就不局限于对史实的记载和考证，还承担着今天地理等自然科学、时政等社会科学的重任。所以中国古代的史学意识能轻易地突破纪实性的藩篱，以开阔的眼界、博大的胸怀服务现实。 其次，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中“德性”意识根深蒂固。与西方传统中崇尚智慧的“智性”文化相比，中国古代文化是不折不扣的“伦理道德型”文化。儒家思想曾充当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其根基也在于对史学的阐释。孑L子曾任鲁国司寇，其记载鲁国史实的《春秋》一书体现了褒善惩恶的春秋笔法，这为后世史学思想作了奠基，并使儒家道德伦理型文化深人人心。“《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西方史学界的道德意识同样源远流长，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奠定了道德史观的基础。“史学目的论上，中国古典史学从惩恶扬善、鉴诫资治到经世，与西方古典史学的垂训目的相同。”I古希腊的伊索克拉底很早就提出了“历史是道德范例”的观点。 古罗马三大史学家之一的李维著有《建城以来史》，体现了史学教育功用的倾向，“把罗马史家的垂训思想发展到他那个时代的水平。李维对罗马人的精神风貌的称颂是多具深意的，这就涉及他的道德史观。在他看来，罗马的兴衰存亡，可以从道德的演变来作出解释：罗马先人崇尚清贫节俭、英勇奋斗而使国家日益强大，后来因奢侈贪婪、不思进取而使国家日益衰退。总之，国家随道德的力量而日益发达，又随道德的沦丧而腐朽衰亡。道德似一把无形的尺子，可以衡量出罗马国家历史演变的状况，史学的鉴诫作用及道德的教育力量于此可见一斑。””历史教育本有的德性意识却在新时期受到严峻挑战。新世纪的中国处于转型期，曾被视为象牙塔的大学校园也不再单纯。大学生面临着更多的诱惑，日益功利化的大学排名也使得教育管理者和工作者不再把育人放在重要的地位，以教书育人为第一使命的大学校园就这样把自己的使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面对这种岌岌可危的形势，教育工作者亟须改变思路。在大学自然科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上，要摆脱“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惯性思维，重视人文素质和德育的培养。无论从事什么专业，大学生都要在加强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注重自身的德育修养，以过硬的人格魅力提升竞争力。大学历史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更应以历史责任感，把专业知识的讲授与德育结合起来。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略述一管之见。首先，历史学科的的德育思想要与大学生的人格修养密切结合。中外历史上的道德楷模层出不穷，教师应充分利用课堂实例，向学生加强正确的思想引导。如儒家思想的创始者孑L子极为重视君子的道德修养，他在《论语?公冶长》有这样一句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意思是，决不能为了现实的功利放弃道德原则，从而形成了超凡的人格魅力，影响后世。在《论语?季氏》中孔子又谈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高雅的追求可以培养出君子彬彬有礼的气质和举止。同样道理，不学历史也无从找到定位人格魅力的坐标。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更透彻地映照出自身的不足。其次，历史学科的德育应该与大学生的人生观密切结合。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现实的功业很重要，但成就功业的主体——人本身必须首先有正确的人生追求，否则，再大的理想都会成空。古今中外不乏这样的实例。如唐太宗善于纳谏，重视听取反面意见，即便名臣魏徵再激烈的诤言他都能接受，最后终于创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他本人也以一代明君的正面形象彪炳史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秦始皇与隋炀帝二人的暴政，他们在国家一统、繁荣富强的背景下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把放纵欲望视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最终都因穷奢极欲、忽视民生，使国家走向衰落，其自身也留下了暴君的千古骂名。教师在讲述这些历史事实的时候，决不能只满足于史实的灌输，更要把道德教育的目标体现出来，提醒大学生在走向社会之前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在正当的人生追求下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否则，如果一味地通过不择手段来达到成功，即使一时得志，但在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