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设计.docVIP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设计 1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缘起的时代背景及其模式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始于1982年。30多年来坎坎坷坷的实践探索，既抢救了一大批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保护了各类文化遗产，也走了不少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1.1文物领域拨乱反正催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我国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比较晚，缘自文物保护单位向历史遗存的古城的扩展。早在北平解放前夕，毛泽东主席就亲自起草中央军委电报，要求各攻城部队必须做出精密计划保护这座古都，并把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执行。解放军代表还特地登门拜访了梁思成先生。不仅如此，又将梁思成拟出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印发南下部队，用于各地作战和接管时保护古建筑。中央人民政府刚一成立，1950年很快发布政令，作出《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批示》，颁布了《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地方文物名胜古迹保护管理办法》和《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国家在组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基础上，先是于1958年将“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的法律规定正式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继而于1961年国务院依据宪法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从此为建立中国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文物保护的高度重视。然而，反观我国古代和近代遗存的古城，却远没有文物那么幸运。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弃城到保城的长期阵痛过程。由于意识形态桎梏和认识方面的原因，最初这些古城被视为统治阶级聚集的“消费城市”，具有剥削性质，被打入另册“彻底革除”。建国后30多年，大张旗鼓掀起的拆城墙、改旧城的风潮曾经席卷全国，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任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拨乱反正”中，组织全国政协对劫后余生的各地文物破坏状况进行了调查，随即通过政协提案，建议抢救文物，加强文物保护，并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从而促成了1982年2月8日国务院发出保护我国历史文名城的通知。同年11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由此可见，没有文物保护，就没有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1.2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延用文物保护思维模式。《文物保护法》赋予了历史文化名城法律地位和法定概念，也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顺理成章纳入了文物保护范畴，采用了文物保护的模式。《文物保护法》公布以后曾经做过6次修正。其中1982初版和1991修正版均在法律第八条把历史文化名城界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此后的修正版均在第十四条又将历史文化名城与文物保护单位并列为不可移动文物。迄今历史文化名城始终沿用着文物的概念。既然属于文物，就应当适用《文物保护法》“原状保护”的原则，无论古城本体，还是依存环境，都要保持原汁原味。这对以人群为主体、满足人的经济社会活动和起居生活需要、活态传承历史文化的物质综合体，显然根本无法做到。因为“原状保护”不符合历史文化名城存续演化的内在规律。对于文物保护采取原状保护无可厚非，非如此不能保持文物的原真性及其传递的历史文化信息。为充分彰显文物的价值特色，使其物有所值，古为今用，近些年来文物保护思维也从守成封闭模式向多元开放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切实加强保护的基础上，探索文物合理利用，创新发展取得了丰富经验。最具影响力的故宫保护就是杰出的范例。但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却未形成清晰的思路。一直以来，受文物保护思维支配，历史文化名城被当作静态保护的对象，采取和文物保护单位同样的模式，在历史城区划地为牢，通过划定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设定禁区和限制区实施管理监控。即使制定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行政法规也只能在《文物保护法》的架构下对法条规定略微调整，适度深化，不能与行政法抵触。组织编制保护规划，核心内容不外乎三部曲：一是明确保护内容，确定保护重点；二是划定保护范围和控制范围；三是对保护范围的现状建筑实施分类保护整治。这种在平面二维空间上实施的静态保护的规划措施，虽然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制约作用，防止出现更大破坏，不过由于保护规划对分类保护整治的措施仅限于提供范式化导向，达不到导则深度，遑论针对具体现状建筑和环境进行详细设计，故而实操性差，常被诟病为隔靴搔痒，不接地气。加之规划编制内容对于研究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具体明确要求，缺乏功能业态更新和环境生态提升的规划引导以及相应的公共政策支撑，因此很难使历史文化名城既能保下来，又能活起来。毋庸讳言，三十多年来我国所有历史文化名城都曾不止一次编制和修订过保护规划，却未能行之有效地遏制发生在保护范围内的违法破坏，千城一面的趋势仍旧继续蔓延。于是保护规划变成了敷衍检查的应对之策，束之高阁弃而不用。1.3长期以来历史文化名城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