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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系统反腐倡廉工作及启示 摘要:中央苏区卫生系统的腐败根源主要表现为官僚政治和官僚思想以及监督制度的弱化。贪污公款、侵吞公物，玩弄权势、生活腐化，不负责任、铺张浪费，官僚主义、军阀作风等是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了遏制腐败，中央苏区卫生系统通过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强化舆论监督机制以及深入开展节省运动等方式对腐败问题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积极成效。中央苏区时期反腐倡廉工作为当前我国医疗卫生系统廉政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做法，即必须建立起制度、教育、监督三者并重和惩防并举的管理机制。 关键词:中央苏区;卫生系统;反腐倡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腐败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中央苏区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局部执政。由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权力监督不到位，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巩固局部执政地位，党在各领域开展了雷厉风行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旗帜就是要打倒一切贪官污吏!”“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作为中央苏区社会建设重要部分的医疗卫生系统，由于生产力落后和缺医少药，一部分医疗技术人员和医疗卫生管理者掌握着医药卫生资源的分配权，而成为红色政权内部容易孳生腐败的重要领域。考察苏区时期卫生系统反腐倡廉工作，探寻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源头，能够为我国现阶段的廉政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及借鉴，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中央苏区卫生系统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在国民党反动派强大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下，中央苏区物质资源异常困难，同时，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普遍存在，客观上要求开展反腐倡廉，确保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胜利。1932年3月至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大规模反腐倡廉斗争，这场斗争是临时中央政府建立后，在各级苏维埃政府机关、国家企业及群众团体内广泛开展的。卫生系统出现种种腐化现象的原因与整个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大背景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官僚政治的余毒为腐败提供了滋生土壤。英国学者拉斯基(Prof．Laski)认为，官僚政治是掌握政府权力的官僚者以国家利益为由，随意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更为甚者，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牟取利益的手段［2］。也有西方学者认为，政治官僚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3］。在中国，官僚政治有几千年历史，“做官发财”的思想根深蒂固。苏维埃政府公职人员大多出身农民，也不免受到官僚政治的影响，加上刚刚翻身作主，文化水平受限，政治经验缺乏，对官僚政治的危害和苏维埃公职人员的职责不能充分认识，把利用职权谋取实惠误认为是革命带来的正当利益。其次，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为腐败提供了充分条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是借鉴苏联政权建设的经验和做法。苏联政治体制萌发于二十世纪20年代形成于30年代，受当时紧张的国际环境和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影响，实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如此政治体制必然产生党政不分、行政命令、个人专权、个人迷信、以党代政等现象。中国共产党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因缺乏执政的经验，在政治体制建设上也以苏联为榜样，照搬苏联的做法，采取高度集权、直接管理的形式，以迅速实现政权的壮大与巩固，这是为当时面临的形势所逼。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相关苏维埃法律制度来了解当时的政治体制概貌。如1929年8月的《中华苏维埃组织法》总纲明确规定，“各级苏维埃议决并执行各该级地区一切事项，承受上级苏维埃的命令掌管各该级的一切权力。”［4］可见当时中央的权限范围极为广泛且高度集中。在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高度集中必然变成家长制，个人或少数人专断，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直接管理变成了“党包办苏维埃工作”。这种状况无疑不利于工农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更不利于工农群众监督政府机关。最后，监督制度的不健全使腐败由可能变为事实。马克思说过，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公职人员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自己的特殊利益。权力需要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5］。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一个破旧立新、新旧交替的过程，国家治理尚在探索之中，制度建设也需要经实践检验之后得到完善，这过程就为腐败者有了可乘之机。苏维埃政权下的医疗卫生系统，是红色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建设事业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各级管理者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手中掌握着医疗卫生资源的处置权，尤其在缺医少药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权力极易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中因制度的不完善等诸多因素影响而产生“寻租”现象，导致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的出现。 2中央苏区卫生系统腐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