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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取得制度分析论文 （一）刘金龙冒名处分行为是否可以适用无权代理制度？ 从民法上看，冒名顶替行为既可能是以他人的名义处分一定财产的行为，也可能是以他人名义从事其他性质的民事活动，例如，假冒他人名义承担保证责任，该合同因被保证债权的债权人及时察觉而不成立。这虽然构成了对被冒名人的不利益，但其并没有处分被冒名人的财产。本案中，冒名处分行为虽然是侵权行为，其在冒用他人名义这一点上，构成了对他人名称权的侵害。在许多情况下，在本案中，刘金龙已经对被冒名人进行了处分，并引发了法律上的效果，具体表现为：第一，使张焕的房屋发生了变更登记，第三人李大庆成为了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第二，使第三人李大庆支付了大量的购房款。这一冒名行为直接引发了原所有人张焕与第三人李大庆之间的房屋所有权争议，即具有法律上的效果。那么，对于这样一些法律上的效果，应当适用哪一种法律制度来调整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存在真实的被冒名人，且假冒行为的相对人主观上确实希望同被冒名人从事法律行为，则假冒行为可以类推适用无权代理制度[1]：被冒名人可以对假冒行为进行追认，并对交易相对人发生法律拘束力；如果被冒名人拒绝追认，则假冒行为无效，不对被冒名人产生法律效果。 我认为，虽然在冒名处分行为和无权代理中，实际行为人都缺乏从事相应行为的法定权利，在这一点上具有相似性，但是，冒名处分行为不能适用无权代理制度，因为冒名处分行为完全不符合无权代理的基本特征。这表现在： 第一，无权代理实质上是一种缺乏代理权而仍从事代理行为的行为。从最终结果来看，无论是直接代理，还是间接代理，代理人都是为了实现被代理人的利益，都要以被代理人为利益的最终归属点，即使是无权代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要体现被代理人的意愿和利益。但是，本案中的冒名处分行为人完全违背了被代理人的意愿。尽管所有人张焕有出卖房屋的意愿，但是，刘金龙处分房屋的行为，完全不是为了实现张焕的利益，而是为了侵夺张焕的房屋，进而非法获取自己的利益。 第二，无权代理行为仍然是以被代理人名义行为，而不能自称是本人。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代理人和被代理人仍然是区分开的，但在本案中，刘金龙在与李大庆从事交易时，其自称张焕，因此，刘金龙不是代理张焕从事代理行为，而是自称自己是张焕从事交易行为。 第三，无权代理行为一般不属于侵权行为，而本案中，冒名行为是侵权行为，刘金龙的行为不但侵害了所有人张焕的姓名权，而且损害了其财产权。这显然不符合无权代理的基本特征。 （二）刘金龙冒名处分行为是否可以适用表见代理？ 所谓表见代理，是指代理人没有代理权，但是存在使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理由，因而使本人对交易相对人承担授权人的责任。[2]《合同法》第49条明确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这就是我国法律确立的表见代理制度。我国民法采纳表见代理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于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维护市场交易安全。在冒名处分情况下，其与通常的表见代理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表现在：一方面，二者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权利人的真实意愿；另一方面，无论是假冒人，还是无权代理人，都实施了一定的民事行为，并且这些行为可能会对第三人产生了一定的民法上的效果。此外，假冒行为和无权代理行为都可能给他人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如果假冒他人名义不会引起法律上的争议和效果，例如，冒用他人名义订约酒店，但后因酒店客满，未能成功订约。这一般不会给他人造成财产损失。正是这些相似性的存在，使得实践中的一些假冒行为与表见代理行为区分开来。 尽管如此，我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冒名处分行为和表见代理加以严格地区分： 第一，从法律关系的主体来看，表见代理仍然是一种代理关系，其直接涉及三方当事人，一方是表见代理人，另一方是交易相对人，第三方是相对人所信赖的被代理人。也就是说，第三人知道，直接与其从事交易的人并不是交易效果的直接归属者，尤其是，代理人在从事无权代理行为时，仍然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出现的，而第三人知道还存在一个被代理人。但在本案中，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刘金龙自称自己就是张焕，第三人李大庆也信以为真，因此，从第三人李大庆的角度来讲，不存在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区别，其只是认为与张焕一人从事民事活动。始终只有两方当事人参与交易，一方当事人是无权处分人；另一方当事人是买受人，原所有人张焕没有加入到交易过程中，因此，其不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 第二，从第三人信赖的内容来看，在表见代理的情况下，第三人信赖的是表见代理人有代理权，因此，有必要对第三人的信赖利益给予保护。表见代理的关键在于，第三人是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无权处分人具有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