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道德教育比较的启示.docVIP

国外道德教育比较的启示 一、新加坡、韩国两国道德教育的相同之处 （一）推行儒家文化，重视儒家伦理道德教育。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重视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注重培养国民的社会准则、道德责任和对共和国的忠诚。各级学校十分注重传统道德教育，向学生灌输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如在小学道德教育中开设“好公民”、“生活与成长”等课程，推崇儒家伦理，在《好公民》道德教科书中穿插了100多个有关儒家和东方传统价值观的故事，如花木兰替父从军、廉颇“负荆请罪”等。中学开设“儒家伦理”课，倡导忠孝纲常，该课程教材《儒家伦理》是世界上第一本有关儒家伦理的德育教材。韩国是亚洲地区后发展型国家德育现代化的典型代表。儒家文化自传入韩国以来，其在韩国道德教育中就占有重要的指导地位，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是韩国政府进行道德教育的有效素材。儒家伦理思想可以加强道德教育，同时儒家传统文化又反作用于韩国文化建设，为培养韩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奠定精神基础。1968年，韩国政府制定了《国民教育宪章》，强调韩国道德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即加强对全体国民的国民精神教育，确定伦理观念。韩国政府规定学校要开设德育课程，通过开设德育课程培养精忠报国的有文化的韩国人。小学课程中开设“正确生活”、“道德”课程，强调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初中开设“道德”课程，系统讲授儒家伦理。高中开设“国民伦理”课程，该课程后被改为“伦理”课，增设传统道德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大学开设“国民伦理”课程，该课程是公共必修课，涵盖丰富的伦理道德知识。 （二）明确德育目标，着力培养国家意识。新加坡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富裕社会的“社会病”，如青少年犯罪、吸毒、贪图享乐、不讲公德、心态冷漠等；二是因民族众多、母语不一和六教并存隐藏的潜在矛盾。对此，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必须“防祸于未然”，必须在使各民族充分了解自身文化传统及其他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加强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为了发展经济，维持社会稳定，推行统一的价值体系，新加坡政府强调社会准则、道德责任、各族和谐和效忠国家的教育，培养人民作为“新加坡人”的意识。李光耀认为：“新加坡人是一个出身、成长或居住在新加坡的人，他愿意维持现在这样一个多种族的、宽宏大量、乐于助人，向前看的社会，并时刻准备为之献身。”[1]为培养新一代的“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在学校德育中通过强调新加坡特色来培养国家意识，规定学校每天升旗礼、唱国歌和背诵信约，“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立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2]。韩国独立后，韩国政府把培养国家意识、培养民族自信心及民族意识作为道德教育的目标和核心任务。1968年，韩国公布《国民教育宪章》，集中阐述了韩国道德教育的方向和目标，即必须对全体国民进行“国民精神教育”，“培养热爱国家，并为祖国的发展与繁荣而献身的真正的韩国人”[3]，旨在弘扬国家意识及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竞争力及生存能力。韩国在学校中重视道德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各阶段都开设道德教育课，学习道德规范和各种规则，培养学生的国民意识、国家意识以及作为韩国人应当承担的角色和责任。为不断深化道德教育，韩国先后进行了七次道德教育课程改革，不断深化道德教育内容。 （三）加强道德实践，建立立体德育网络。新加坡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既重视道德教育知识的传授，又注重能力培养，重视实践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讲究知行统一。通过建立立体德育网络，加强道德教育实践，提升道德教育效果。一是将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结合起来，为道德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提升学校道德教育效果。二是将道德教育与生活需要相结合，促使学生加深对道德教育的理解，变被动为主动，增强道德教育实效性。三是将生动的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结合起来。除在学校开设道德教育课程外，还积极引导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并组织学生积极参加社区服务活动，如配合政府开展礼貌周、孝顺周、同心周、国民意识周等活动，强化学校道德教育，培养学生关心他人、为社会服务的意识。韩国政府认为道德教育既要使学生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又要注重对学生的道德实践教育活动，把道德实践作为道德教育工作的重点，理论学习必须通过具体的行动和实践表现出来。学校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载体，应坚持课堂教学和全面渗透相结合：第一，将道德课程与其他各科教学相结合。韩国把开设道德教育课程作为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自建国以来就坚持开设道德课，并根据社会发展需求不断调整完善教学大纲，同时强调其他课程都应负有相应的道德教育任务，把道德教育工作贯穿于学校的各项工作中。第二，课堂道德教育与课外活动训练相结合。韩国学校道德教育在坚持系统的课堂道德知识教学的同时，积极开展有益于学生身心发展的各种课外活动。把道德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