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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民事抗诉制度优化 民事抗诉制度是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决，依据法定事由，通过法定程序提请人民法院再审的诉讼制度。从九一民诉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民行检察工作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发展，民事抗诉制度也不断趋于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7年10月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民事抗诉程序进行了一定的修改。通过修法，有助于平息相当一段时间来关于民事抗诉程序的存废之争。当前学界的理论和实务探讨中，对民事抗诉前途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三种学说，即废除说、加强说、限制说。修正案的颁布表明民事抗诉制度在目前不可能被废除，而是通过修改受到一定的限制。 通过修法，民事抗诉制度得到了一定完善，但是民事抗诉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缺陷。主要包括抗诉事由难以把握，抗诉范围不明确，抗诉程序存在缺陷。制度设计总是受到指导思想的制约，并体现其存在价值。本文拟对民事抗诉存在的价值基础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当前民事抗诉制度存在的立法缺陷和司法中的难题，并提出一些完善措施。 一、民事抗诉制度的先决问题 （一）既判力与抗诉再审的平衡 既判力是指“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中，关于诉讼标的判断所具有的确定力和通用力”。一般而言，既判力包括两个方面含义：其一，司法裁判具有确定性，一个法律纠纷只能有一个确定的裁决；其二，司法裁决一经生效，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变更、废弃。既判力维护的是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这是司法的公正价值的一个方面，而裁判本身的合法性、公正性正是司法公正价值的另一个方面。根据民诉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法院作出的足以结束诉讼程序的裁判实施抗诉监督，而不得对诉讼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具有终局性的裁判实施抗诉监督。由此可见民事抗诉是专门针对已经生效的裁判而设计的，其目的正在于解决裁判本身所存在的一些缺陷。既判力与民事抗诉乃至再审制度是一对天然的矛盾，但却并非不可调和。 现代法治社会，既判力的功能大体有三，即实现诉讼经济、维护法的安定性、尊重审判权威。民事抗诉的价值则在于通过对存在重大瑕疵的错误判决提起抗诉，经过再审，弥补既判力理论的价值缺陷。现行再审制度由于以监督与纠错作为核心价值定位，以至于在程序价值上过于追求公正，忽视程序效率和程序安定价值，形成公权侵犯私权、无限再审、秩序混乱、终审不终的局面，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实际上最终危及的还是司法的公正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民事抗诉作为民事再审制度的一部分，面临同样的窘境。平衡既判力与民事抗诉关系的关键在于认清在这一对辨证关系中，对既判力的维护处于主导地位，而民事抗诉只是为弥补前者的不足而设定的。处理既判力与抗诉再审的平衡问题，要充分把握抗诉的补充性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程序，抗诉的发动一定要十分谨慎。除非通过形式审查即可确定符合法定抗诉事由，坚决不能启动抗诉程序。这是既维护既判力又能避免审判监督权缺位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不注意这个问题就会导致抗诉监督权侵害既判力的后果。 （二）抗诉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平衡 民事抗诉权是民事检察监督权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就是通过对审判组织审判权的监督和控制,从而保证审判活动依法进行,防止和纠正错误裁判,确保司法公正。在国外，民事检察监督的形式主要是参与公益性或关系社会公序良俗的诉讼，客观上取得了当事人的地位。但是我国的民事检察则截然不同。从本质上讲我国的抗诉权属于法律监督权，而非诉权，具有公权性质。民事诉讼的本质在于对抗，民事抗诉应当定位在引起再审的价值上，而不能过多涉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处分行为。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按照该规定和学理上一般解释，所谓处分权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支配自己的权利，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而处分的权利，既包括实体权利，还包括程序的诉讼权利。从内容来看，处分原则可以说是一项最能反映民事诉讼制度特质的基本制度。在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体系中，处分原则居于重要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一方面基于其实体法上的处分权，决定如何处分系争的实体利益或实体权力；另一方面基于其程序处分权，在一定范围决定如何取舍程序利益，以避免因使用该程序而导致减损、消耗、限制系争实体利益或系争标的外财产权、自由权的结果。因此，民事诉讼法承认当事人处分原则的目的，并非仅为保障当事人对系争实体权力的支配地位，也是为了使当事人有机会借此追求程序利益，以同时维护其受宪法所保障的系争外的财产权、自由权等。 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确立的直接根据是私法自治的理念，原则上可说，只要不损害公益、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就可以行使处分权。同时，抗诉权的公权性质决定了民事抗诉的不可能像当事人申诉一样自由，相反，抗诉机关不应随心所欲地运用公权力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