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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民事诉讼的用途与架构 法律植根于文化之中，它在一定的文化范围内对特定社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出现的特定需求作出回应。 —约翰?梅利曼[1] 随着最高法院的第二立案庭诞生以及各高级法院和中级法院也将陆续如法炮制，立案审查与案件审判分庭抗礼的程序构造至少在较长时期内已成定局。不必说，再审受理扩大化和一审立案审判化这两个因素，直接催生了同一法院拥有两个立案庭这一令人叹为观止的事实。 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标志着民事诉讼制度在多方博弈中，抑制再审的政策取向最终败给了再审刺激政策；在当下启动的民诉法全面修改的进程中，在启动诉讼程序这一门槛问题上，理论界主张的形式审查制与实务界所坚持的实质审查制之间仍将对抗。中国立案程序从功能到结构都堪称古怪，但生命力异常顽强。这恰恰意味着，在研究对象上，理论评价不能不理会中国立案程序的独立性这一既成事实；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研究不足以解释或解决中国民事立案程序的独特问题；在研究结论上，任何模式的现代西方制度都无法直接移植作为这一制度建构的根据。尽管如此，即使是针对如此独特的中国问题，比较研究也并非无所补益，但必须考虑制度的功能与结构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将技术结构不同的各国制度进行解构，探究其意欲实现的制度功能，以及相应结构在实现预设功能方面的基本元素和构造原理，包括对其成败和机理的考察和评估；然后根据我国制度的预设和／或预期[2]功能，对比现有元素和结构在实现预设和／或预期功能方面的成败及其原因，在比较法研究中寻找适合我国制度预设功能的元素和结构。本文尝试将自我国民事诉讼程序起诉至裁判的整个过程拆开、掰碎，据以观察现行立案程序结构及其承载的预设功能，在对其运行状况进行理论评估和原因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相应制度的比较研究成果，重新审视和调整我国立案程序的预期功能，“就料裁衣”、因势利导地进行相应的结构重组。 我国现行诉讼程序在总体框架上呈现结构分立而功能交汇的特征；这种特征可进而归因于从国家干预主义和程序虚无状态转向处分权主义和程序保障的改革进程中，结构局部变革和片面“接轨”，导致我国民事立案程序不仅在比较法语境中与普遍实行的形式审查制之间无法对话，而且在我国本土，理论界与实务界在立案程序阶段在调整步调的方向和思路上的差异，也导致了理论、制度、实践三者之间的严重脱节乃至对立。因此，本文研究和重构我国立案程序，从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总体框架入手，以避免进一步加剧因片面解构或重构所致的兼容不适等问题。 一、现实状态：程序结构分立与程序功能混同所致的逻辑紊乱 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结构，在总体上通过不断变革而由简单和粗糙逐渐走向复杂和细致。在程序立法层面，1991年法典（含2007年修订本，下同）经对1982年法典的修订，将一审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二审程序与再审程序分解为各自独立的程序，同时将调解从一审程序中分离出来，成为适用于上述各独立程序的通用制度；在司法行政体制层面，立案庭、审监庭和执行庭的单独设立，完成了立审分立、审监分立、审执分立的改革。然而，就程序的功能而言，整个民事诉讼制度，无论一审、二审或再审程序，无论一审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无论普通程序中的立案、庭前、庭审、或庭后阶段，也无论结案方式中的裁判、调解或撤诉，都只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通过解决纠纷（直接目的）维护社会秩序（终极目的），[3]只不过终极目的因不同时期的政治目标而变为不同的话语，比如由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到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再到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综合治理。 就一审普通程序而言，结构上，一审普通程序分为起诉和受理、审理前的准备、开庭审理等诉讼阶段。如果将“开庭审理”作为分界线，那么开庭审理之前的程序（本文统称为“庭前阶段”）[4]在结构上包括两大阶段，即“起诉和受理”和“审理前的准备”，在预设功能上是为开庭审理做准备；开庭审理之后的程序（本文简称“庭后阶段”）在结构上只有诉讼结束，在功能上似乎是根据开庭审理获得的信息以作出裁判。但实际上，所有这些阶段之间共享功能或曰功能混同，从而使庭前程序与庭后程序之间的结构性阶段划分的理论意义远远多于制度意义。 首先，如果以纠纷解决功能作为程序阶段的划分标准，那么法院调解在制度上贯穿于从提起诉讼直到诉讼结束之间的每一阶段，在性质上是司法行为，在效力同等于实体判决，在结果上是终局性解决纠纷，在规模上占一审结案数70％以上，在趋势上仍在扩大。因此可以说，在解决纠纷、结束诉讼这一目标和功能上，我国庭前程序与庭后程序并无明显差异—差异仅仅在于，“以判决方式”解决纠纷不能在庭前阶段中完成，而只能在庭后阶段实现。其次，即使将“以判决方式”解决纠纷的功能作为划分程序的标准，那么我国在制度上允许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结束之前可变更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