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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高等教育组织治理启发 一、高等教育中关于“治理”的定义 “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的意思，是政治科学中的关键概念，指自治但相互依赖的行动者通过外部权威和内部自我控制机制而进行的协调控制，是与“统治（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相对而言的［２］。随着治理概念在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扩散，其涵义也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作为跨学科的概念，治理在高等教育组织研究中可以被简要地定义为“组织决策的结构与过程”［３］。但是不同学者对其给予了不同的诠释，侧重点略有差异，有学者关注决策权威的确定；有学者重视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有学者从正式的治理结构出发，如董事会的设立与构成；有学者则聚焦于非正式的结构。公立高等教育组织强调外部的治理，即政府政策和环境对学校决策的影响；而私立高等教育组织更强调内部的治理，即组织内部运行决策的制度安排。 二、高等教育组织治理模式划分 治理在美国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始于２０世纪下半叶，随着高等教育组织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高等教育组织治理模式也在不断变迁，并呈现出一定的历史特点。一些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梳理，文章依据组织研究的特点将美国高等教育组织治理模式的路径变迁划分为以下４个历史时期：（１）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初，该时期以同僚模式或学会组织模式、科层模式和政治模式三足鼎立的态势为显著特点，可以视为高等教育组织治理模式研究的起源；（２）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至８０年代，封闭系统论的视角悄然兴起，以伯恩鲍姆的控制组织模式（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及科恩和马奇的“有组织的无政府”（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Ａｎａｒｃｈｙ）为代表；（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以战略规划模式（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ｎｉｎｇ）为代表的开放系统理性视角成为高等教育组织治理研究的主流；（４）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至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开放系统下的文化视角，强调非结构性因素对高等教育组织治理的影响。 （一）高等教育组织治理的起源（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初） 由米勒特和古德曼所倡导的同僚模式、斯卓普提出的科层模式和鲍德里奇提出的政治模式，构成了２０世纪６０至７０年代高等教育组织治理模式研究的主流。在同僚模式中，由学术人员为构成主体的“学术共同体”是保证组织决策和运行的重要条件，因为权威确定的基础不是行政职位，而是专业知识和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讲，同僚模式下的组织是自我控制的。在高等教育领域首先提出高等教育组织科层模式的学者是斯卓普，他将高等教育组织科层化视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和表现之一，在现代大学，组织规模的扩大是其科层模式表现的重要催化剂。明茨伯格在比较了多种不同类型的组织结构后提出了“专业科层”的概念，这可以视为对高等教育组织科层治理模式的发展。他认为大学人员的专业化、大学组织决策分权化及复杂组织中子单元决策的有效性也是科层模式７０年代在高等教育组织能够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政治模式视角下组织决策权威的确立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取决于利益集团的冲突、斗争和权力掌控。总体来看，当组织资源丰富、蓬勃发展的时候，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就较小；而当资源紧张、外部压力大或有内部集团掌握控制权倾向时，利益集团的冲突就趋于增强，从而影响决策过程。回顾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组织治理模式的研究特点，无论是同僚模式，还是科层模式，抑或是政治模式，它们都只看到了组织治理的某一方面，如同僚模式关注学术事务方面，组织规模和专业人员的能力是该模式的必要条件，它代表的是组织治理的理想模式；科层模式则是理性的、目标驱动模式，重视组织效率，目标明确且易于量化衡量，这与众学者所描述的高等教育组织不尽一致；政治模式虽然呈现出组织的动态过程和非正式的权力关系，但强调危机或变革中的组织治理，是一种短期特征。如同盲人摸象，上述高等教育组织治理模式虽各具一定代表性，但并不能呈现高等教育组织治理的全貌和特征，也并未突显现代大学组织治理的与众不同之处。 （二）封闭系统视角下的高等教育组织治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至８０年代）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威克提出了教育组织的松散联结属性，即“组织内各元素相互联系，但又保持各自的身份和独立性”［４］，这为高等教育组织治理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高等教育组织的目标是复杂而模糊的，而且多种目标之间常常还是相互冲突的，如果将组织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目标的实现可能以牺牲另一个目标为代价。在伯恩鲍姆提出的“控制组织模式”下，组织会将不同的目标赋予不同的子单位，子单位就以不同的控制方式达到各自不同的目标，这样既保留了子单位的独特性和创新性，也更容易在变革的时代保留传统。但是系统子单元不可能对环境所有的变化都作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