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交易关系中流出方续约倾向研究.docVIP

土地流转交易关系中流出方续约倾向研究 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交易费用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研究交易关系稳定性。从交易费用理论的角度，DavidA．Hen-nessy(1999)认为，可以通过稳定的契约关系建立起来的渠道关系进行纵向协调，下游的加工企业可以实现对农产品生产进行控制和监督，从而以较低成本获得稳定的农产品原料供给。［3］王芳等(2007)认为，农户与公司或企业等建立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这既有利于公司或企业与广大分散农户的联系，减少双方的交易成本，也避免了小农户在与企业交易中可能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恶果，提高了农户的谈判地位或讨价还价的能力。［4］孟召将(2012)通过对广东省中山市与清远市两地农地流转交易费用的比较分析得知，资产专用性和制度不确定性所引发的交易费用就成为决定农地流转交易契约选择的最为主要的因素。［5］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角度，郭晓鸣等(2010)认为农产品契约交易关系稳定性差的原因在于契约设计本身存在缺陷，契约实施制度不完善，企业、农户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委托一代理激励约束机制失效以及企业与农户之间博弈能力的悬殊。［6］姜晓萍(2011)认为，农地流转中的强势方与弱势方的势位差极有可能使自认为是弱势的一方采取不合作态度，故意制作一份不规范的协议，便于预期利益受损时毁约。［7］近年来，部分学者是从社会网络理论和渠道行为理论的视角，研究交易关系稳定性。西方学者对渠道行为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2000年庄贵军将渠道行为理论引入中国，自此渠道行为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8］徐建等(2012)以社会网络理论和渠道行为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契约型渠道关系中农户的违约率倾向，认为农户的违约率与其社会网络结构和企业的渠道行为应用方式有关。［9］张闯等(2011)也以类似的方法，研究了订单农业中农户续约意愿的问题。［10］虽然存在大量针对交易关系稳定性的研究，但都集中在农产品交易市场，针对农地流转市场的现有文献比较缺乏。鉴于此，本文针对农地流转市场，以社会网络理论和渠道行为理论的视角，对农地流转交易关系稳定性进行研究。 理论与假设构建 1．渠道权力理论与应用渠道权力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渠道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感知、建立和处理等问题，该理论认为渠道权力是渠道关系的一个基本属性，不同水平的渠道权力存在于各渠道关系中，渠道权力的结构是其他渠道行为(如满意、信任和冲突等)的基础。［11］渠道成员占有的权力不一定被使用，因此渠道权力的占有和使用通常并不一致。［12］现有渠道行为理论的有关研究常常将渠道权力应用概念化为权力基础的应用，将其分为强制、奖赏、专长、信息、参照和合法性。［13］但在实际中，很难将上述权力基础准确区分，故部分学者对权力基础进行了二分框架的构建。Hunt和Nevin提出权力基础可按强制性与非强制性分为两大类，既强制性权力基础与由奖赏、专长、参照和合法性组成的非强制性权力基础。［14］此二分框架获得了大量学者认可，本文据此将农地流入方的渠道权力应用形式二分化为两种形式，既流入方强制性权力应用和流入方非强制性权力应用。2．流出方密度对流入方渠道权力应用方式的影响人际网络密度是反映社会网络中行动者之间相互联系的程度，是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结构特征。［15］社会网络中行动者之间实际联系的数量越接近总的可能数量，社会网络的密度就越大。由于农村土地流转的目的是将零散的土地整合，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因此与某一特定农地流入方形成渠道关系的流出方通常是同村或邻村的村民。这些同村或邻村的农地流出方之间的网络密度，形成了本文网络密度的研究对象。农地流出方网络密度的增长，会对其形成积极的影响:其一，网络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更加通畅，流入方采取的权力应用方式，包括强制性权力应用和非强制性权力应用，都被流出方在交流中所熟知。［16］其二，在频繁的信息交流过程中，网络内的成员容易形成共享的观念和行为规范，使其在成员之间保持一致，形成结盟，使得渠道权力向流出方倾斜。［17］因此，在高网络密度条件下，流出方在行为上容易达成一致，可有效地制约流入方的权力使用。Antia和Frazier对此做过相关研究，表明随着网络密度的提高，渠道成员在实施违约行为后的惩罚会有所降低。［18］因此，在较高网络密度下，农地的流入方会更多应用沟通和交流等非强制性权力，而较少应用惩罚和威胁等强制性权力。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H1a:流出方网络密度越大，流入方倾向使用强制性权力越少;假设H1b:流出方网络密度越大，流入方倾向使用非强制性权力越多。3．流出方网络中心性对流入方权力应用方式的影响成员的网络中心性，反映的是网络成员趋于社会网络中心的程度。在较高网络中心性的条件下，此网络成员所处位置发生的信息与资源流通更加密集，便于其掌握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