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石刻艺术教化思想.docVIP

土家石刻艺术教化思想 民间修墓刻碑一般来说内在动因主要是儿孙们对过往老辈们哀思之情的物化。但是，其外因却与土司、官府建立的“功德碑”、“牌坊”的目的相似，目的是歌功颂德，昭示后人，以图永存。尤其是土家族墓碑中的那些“寿藏碑”①，其教化意图更典型，因为树碑立传者不是儿孙后辈所为，而是墓主人生前在世时自己所为。笔者在对武陵地区土家民族民间石刻艺术的整体布局、内容形式、选材及其相关民俗文化的研究分析中，发现众多的土家族墓碑石刻除了表露出浓烈的“驱鬼逐邪，镇墓”、“吉祥”意蕴以及对于装饰功能的追求外，还普遍蕴含着更为深厚的儒家文化思想，以及社会、政治等生活内涵，其教化的作用和影响力，在当时可能比寄托哀思之情，追求“吉祥”、“辟邪”等民俗愿望更大。它暗含有更为强烈的“立人达人”②的教化理念，即便是“吉祥”意味的追求，也是试图以“立人”“、达人”的方式来取得。 一、从石刻艺术内容看立人达人的教化理念 位于湖北利川西部的鱼木寨，至今保存着完好的清代碑墓、皇帝诰封牌坊、明清乡间学堂、阴宅阳宅同室（即生屋死墓，虽阴阳有别而同为居所）的奇妙景观。其间，石刻雕花艺术精湛的“夫妻墓室”以及石屋民居多处。鱼木寨石刻，样式丰富，有建筑石刻、崖刻、碑刻等几种类型，图案常见龙凤、人物、山水、花鸟及草虫等，题材多以人们喜闻乐见的“龙凤呈祥”、“文王访贤”、“八仙过海”、“四君子”、“二十四孝图”之类，甚至连常见的“福”、“寿”等字，也以极具装饰性的手法雕刻而成。对此诠释者，大多从不同角度阐释，通解为“吉祥”、“辟邪”等家族个体性的民俗愿望的体现。如果我们考证其相关的传统吉祥图典，以及相关的民俗传说等资料，则会发现，这些墓碑石刻的核心主旨，应是土家人“立人达人”教化理念的艺术的物化体现。即便是图案内容，也是如此，不过更具有象征性特点而已。比如龙凤组合，除了吉祥意味与生殖崇拜以外，还象征着权势与荣耀、圣明与贤德。“岁寒三友”、“四君子”③等更是如此，表达了浓厚的对刚正、聪慧、德厚的宣扬意图。《南阳柴夫子训子格言》中对后辈劝学、望子成龙意愿的表达，更是将鱼木寨人土家族“立人达人”的理念凸显得淋漓尽致。再如鱼木寨向梓墓碑石刻《郭巨埋儿》。这个故事是属于《二十四孝》之一，讲述晋代郭巨为人极孝，在妻子生儿子以后，家境日益贫寒，无法侍养老人，于是郭巨与妻子商议决定埋掉儿子，节省口粮以侍养母亲。正当他们挖坑时，突然天降祥云，地下出现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遂夫妻得黄金，回家孝敬母亲，生养孩子。此石刻上，一男子掘土，一女子怀抱娇儿；天空祥云缭绕，地下出现一堆黄金。整个故事对于孝道的宣扬很明显，最重要的是郭巨之孝，感动天地，引来了神仙对其庇佑，这样的结局体现了孝道者天佑之的思想观念。鱼木寨向梓阎孺人之墓上有《杨香救父》。墓的正碑为组合式立柱形，由四层组成，二层的高浮雕带上，正面就刻着《杨香打虎救父》。这则故事刻画了十四岁的杨香与父亲下田割麦时遭遇老虎，为保护父亲脱险，手无寸铁的杨香毅然上前紧扼老虎咽喉，最终战胜猛虎。整个画面引人入胜，鲜明的赞颂了“孝、义、勇、智”的美德。诚然，这是儒家文化在土家民间文化的渗透与表征，但立人达人的教化理念与目的是等值的。值得注意的是，此墓背面有《文王访贤》。周文王一直是中国自古传诵的仁德之君，此图通过刻画文王在渭水边求访姜太公，生动地再现了文王遇姜太公时礼贤下士的情景，将有关“明君”与“良相”的美谈广为流传。侧面为《仲由负米养亲》。仲由是春秋时孔子的学生，为孝敬父母，常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供养双亲。这幅组合图整体表意是直接的崇尚仁、义、礼、明、忠、贤、和等品德。再看四君子图，这是文人士大夫们常用的艺术创作题材。文人高士常借梅、兰、竹、菊来表现自己清高拔俗的情趣，或作为自己品德的鉴戒。一般均借“四君子”来表现正直、虚心、纯洁而有气节的思想感情，而其中尊重“德正”的含义就显而易见了。花中四君子，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兰空谷幽香，孤芳自赏；竹筛风弄月，潇洒一生；菊凌霜自行，不趋炎势。 以花喻人，文人高士对四君子的推崇表达了儒家修身思想，对自身高洁品格的追求，而鱼木寨石刻通过对四君子的刻画，表达的既是对高洁德行的推崇与仰慕，更是助人伦、成教化、“立人达人”静态形式的宣传广告。其他图案内容的谐音表意往往是表面的，只是民俗内容中的一个方面，而实际体现的大多是对纯正高尚的道德行为的崇敬和歌颂，对邪恶现象的不满和鞭挞，以及平民内心中的一种道德准则和由此所树立的一种自尊自强自律具有警世意义的碑典。简而言之，石雕表现的意蕴内涵，仍然是一种平民朴素的“立人达人”的教育思想理念。而最能说明鱼木寨石刻是为了立人达人的思想理念者，莫过于《南阳柴夫子训子格言》。其四合院式的六吉堂建于明末清初，占地一千余平米，是鱼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