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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大市场监管体制构建研究 一、背景阐释 本文所述的大市场监管体制，是指在县级及以下层面将工商、质监以及食药等涉市场监管的部门和执法队伍进行整合，组建统一市场监管力量的管理模式。从历史角度看，这次基层市场管理体制调整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统一规范期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收权”。党的十五大召开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在经历了“制度破壳”和“价值认同”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各地的经济建设热情得以充分释放，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与此同时，由于顶层设计的滞后，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价格双轨制的实行导致了计划内外倒买倒卖和权力寻租现象严重；再如，盲目的经济发展冲动引发了部分地区恶性竞争，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严重影响了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于是，如何尽快建立起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形成统一高效的经济运行架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市场监管领域“集权式”改革应运而生。例如，1999年3月，经山东省政府鲁政发〔1999〕19号文件批准，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划省垂直管理；次年，政府机构改革又将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药品监督管理局上划省垂直管理。另外，这一时期其他省市也先后进行了相应改革。总的来看，上述改革举措的实施，缘于各地均希望通过上收权限，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对市场秩序进行重塑或规范，进而打破长期以来地方无序、粗放的市场格局，构建起更为科学完善的现代化市场体系。 （二）特色发展期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放权”。从20世纪末开始，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日益成熟和完善。据统计，目前我国95%以上的商品资源已由市场来配置，四通八达、服务周到、种类齐全的市场体系已基本建立。与之相对应，我们也看到，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红利的释放，地方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在不断加深，对市场的驾驭和管理能力也日益提高。然而，发展与问题总是相伴而行，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以投资驱动为主要形式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式微，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进入“7时代”。面对新常态，如何培育出更为丰富多样的市场样本，形成多极拉动的经济发展格局，亟需调动地方政府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于是，将原先垂管的相关部门重新下放地方，便具备了条件。例如，2009年9月，经山东省委、省政府鲁发〔2009〕18号文件批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由省以下垂直管理调整为市县政府分级管理；2013年食品药品工商质监管理体制改革，各地又将工商、质监下放地方，实行属地管理。 二、问题分析 2014年6月，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0号），意见提出要加快县级政府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探索综合设置市场监管机构。于是，配合着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本着加强基层政府市场监管能力的需要，各地开始探索在县级及以下层面将工商、质监、食药等部门采取二合一或三合一的模式，组建统一的市场监管机构。但改革之初，由于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加之当前体制的运行惯性，使得改革陷入了双重困境。 （一）专业化监管困境 根据马克思的分工理论，社会生产现代化程度越高，分工就越精细，相应对管理的需求就越专业。据统计，按照发达国家行业界定与演变规则，目前我国行业种类大体可以分为机构组织、农林牧渔、医药卫生等21大类、770多小类（数据来源《财富中国》）。另外，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市场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型经济模式，例如，物联网、互联网+等，这些新生事物与传统行业相结合，促使了部分市场领域近乎呈裂变式分化和成长。市场的高度分化，使得不同行业之间的专业壁垒更为明显，具体到市场监管领域也是如此。比如，工商领域的电商监管、质监领域的特种设备监管和食品药品监管之间就有着明显的专业鸿沟。面对这种情况，在基层组建的大市场监管机构，能否统配好原先分散在不同部门的人员力量以及相关检验检测和执法资源，进而对基层市场的各相关环节进行有效监管，成为当前基层大市场监管体制构建的一大困境。 （二）安全风险困境 安全风险作为市场监管的重要内容，在此将其单独列出，并不是对上述专业化监管困境的重复强调，而是因为基层市场监管的食药领域极易发生安全事故，并且这类风险一旦产生，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和舆论、问责压力，会直接对现行政府机构改革产生影响。具体而言，随着社会文明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其对个体的“人”必然越发关注。那么，在日益民主的自媒体时代，食品、药品作为可以直接对人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产生影响的产品，由其引发的安全事故，自然可以短时间内凝聚起强大的社会关注。然而，这种关注一旦转为集体问责，就会对改革走向产生影响。例如，2008年由三鹿集团肇始